“巨浪与余音——后现代主义与全球80年代”是“巨浪与余音——重访1987年前后中国艺术的再当代过程”（以下简称“重访展”）的一种延展。“重访展”将1987年作为一个可以被问题化的时间节点，重新审视中国当代艺术在1980年代中后期的创作与价值转向。“重访展”中的一个主要章节聚焦于1986年至1987年间发生在中国不同城市的一系列“反艺术”“反文化”和具有达达主义特征的艺术项目。展览中也展示了1980年代中后期，一些艺术家在短时间内快速地在多种艺术风格之间转换进行创作的现象。

自1960年代以来，从欧洲和北美洲开始，资本主义进入晚期资本主义时期，主要特征为多国化的资本主义。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随着资本的全球扩张和渗透加剧，后现代主义的文化逻辑、思想风格和话语加速在全球弥散。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过渡并不意味着物质世界里霸权格局的根本改变或“现代性”的终结。它只是提供了一种反思现代化进程和其哲学前提的机会和思想框架。在后现代主义的逻辑中，所有范畴之间的界限和划分正在削弱，赋予事物意义的序列和叙事可以被重新审视和搁置。

1983年、1984年，德国的艺术史家汉斯·贝尔廷与美国哲学家阿瑟·丹托先后发表有关艺术史终结的论述。他们宣称20世纪上半叶数百个艺术运动都消失了，艺术史不再受到某种内在的必然性驱动，也不再只有一种艺术似乎具有历史正确性，不存在一个正确的创作艺术的方式。艺术世界已经开始发生某种深刻的变化。艺术家与线性的历史意识作别，并获得解脱。“艺术家在艺术史的游戏方式中碰到的历史榜样和历史敌人失去了曾经的门类和媒介，曾经的以进为进以保证游戏不断进行下去的游戏规则画上了句号。”[1] 艺术史的时代与博物馆的时代同时完结了。在艺术上，风格不存在单一性，所有风格及视觉词汇都正当有效。艺术家可以掘地三尺，从过去、民间文化和当下寻找各种视觉表征，而不需要追问这些视觉图像在已知的序列和情境中的意义。他们以现成品、拿来的风格和图像为手段，提出原创的哲学问题，甚至用挪用来暗示原创性根本无关紧要。

1978年开启的思想解放运动与改革开放将中国带进一个意识形态被淡化、模糊未定的历史时刻，关于可能性的集体想象被完全打开。当有关后现代主义的国际话语在中国全面登陆之际，1980年代的中国艺术界在向往西方现代主义叙事所主导的整体性艺术史的同时，也随即获得了一种自我解放的视野。尽管在1980年代之前的不同历史阶段，文学艺术风格都曾有突破经典现代性形态框架的实践。阿瑟·丹托写道，“中国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经历了它自己的历史。但是它没有经历现在的艺术世界演变过来的那段历史。这没什么关系。当它的艺术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自由时，它发现自己已然是国际艺术界的一部分。”[2]

“巨浪与余音——后现代主义与全球80年代”展将后现代主义的话语视为连接全球1980年代的一股重要力量，聚焦国际艺术世界成为巨大共同体的这一时刻。后现代性认为这个世界充满偶然性，是多样化、不稳定的；在它看来，这个世界是由许许多多彼此不相连的文化系统和解释系统组成的。在破除了对于单一艺术史序列的迷思之后，无论如何与世界相隔离，意义的存在定义了艺术，而意义不需要任何特殊的语言，可以超越在其他方面把我们分开的语言的对象中，使我们都有可能成为这同一个世界的一部分。或至少，1980年代的艺术图景展示了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随着艺术的发展观在艺术世界的视野中消失之后，艺术进入了其“后历史“时代。在艺术实践的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方向可供艺术选择，而没有一种方向具有历史的优越性。绘画不再居于核心，而这也不意味着有什么别的东西将取而代之成为核心。绘画仅仅是各类媒介与实践中的一种而已，混杂在装置、表演、影像、计算机、各种混合媒体、大地艺术、身体艺术等等之中。没有单一媒介是历史发展的主要载体。

对于历时性的现代主义信仰被后现代主义的共时性所松动，也破除了一个中心的全球想象。包罗万象的后现代主义精神带来与现代主义的信条相对立的想法：对进步的质疑，反精英的倾向，不信任何单一的理论框架、大叙事或终极性解释。后现代主义相信文化形式不是纯粹的，也绝非可轻易被定义或控制，是混杂不一、异质多样且兼收并蓄的。后现代主义放弃对意义的执着而追寻实验自身。后现代艺术的意义是模拟意义形成的过程，并保护它免受终止的危险。后现代主义坚持把噪音引入每一个沟通频道，增加自由，唤醒想象，使可能性永葆青春。后现代艺术也因此成为一种批判和解放的力量，将创作者从日益封闭和瘫痪的共识的专制中解放出来。它使文化从形而上学及其意识形态的延伸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虽然我们关注的是后现代主义话语在文化领域的表征，但不可忽视的是其社会经济基础却是资本、信息和市场的多极化和跨国化，是生活方式、消费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对这种在多种区域“共时性”的描述不意味着我们认为它们“都一样”或“看起来都一样”。后现代主义话语中的艺术不意味着具有普遍意义的创作模式在全球范围的共时存在，它不是在不同语境中寻找彼此的对应物。我们所呈现的是一个具有潜在解放性的话语空间和思想背景的形成。它既要求我们积极地介入和贯穿每一个具体的政治文化语境，为了了解具体环境里发生的艺术事件和思考，不得不去深入理解这些环境本身。由此生发一种真正的艺术创作和思考的比较学，而不是把艺术活动从它们各自的语境中孤立出来，投入到“绝对”的领域中去。为此，我们需要探索复杂精微的方式来处理和表达我们的研究对象，同时把这些对象在不同语境中的特定的价值和意义预先考虑在我们的处理之中。

借用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的比喻，我们以“观光者”的视角环顾全球，寻找1980年代分散在全球不同角落的能量。展览中呈现来自中国、韩国、日本、菲律宾、美国、德国、瑞士、波兰、荷兰、乌克兰、俄罗斯、捷克、克罗地亚、智利等多个国家的艺术家在1980年代的实验性创作。这些具有实验性的创作突破了艺术史的阐释和威权体系，看似缺乏整体目的，但处处可能发生爆炸。

公寓艺术小组、沃齐米日·博罗夫斯基、安杰伊·米坦、切扎里·斯坦尼谢夫斯基、托马什·威尔曼斯基、海迪·布赫尔、艺术行动小组、集体行动小组、尼克·迪奧坎波、永子与高丽、亨里克·加耶夫斯基、萨尼亚·伊万科维奇、北岛敬三、李昢、M 艺术群体、马塞尔·奥登巴赫、冈崎乾二郎、巴黎公社小组、朴祓彤、托马什·吕勒、戴维·沃伊纳罗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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