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回忆和躲藏——以录像为媒介细读“巨浪与余音——后现代主义与全球80年代”展

在《在远处散步的人是行动的附加要素》这一作品中，集体行动小组通过群体行为对“组织者”与“群体”的关系作出隐喻，而非纯粹的自我表演。行动的组织者邀请12位参与者到郊区的浅坑旁，坑里放着12只装着闹铃的信封，分别标有参与者的姓名；铃声在参与者到达时开启，等到电池自然耗尽结束，组织者将参与者引到浅坑旁开启闹铃后离开，在参与者“目之所及”的远处散步，而参与者在浅坑旁等到自己的闹铃停止后才可离开。整个视频模拟参与者的视角进行拍摄：他们（我们）看向浅坑里不知何时停止的闹钟和浅坑旁同样不明所以的同行者，一边互相交谈，不时看向远处的组织者，一边等待自己的闹钟停止。观众和所有的参加者一样，迷惑而无目的，直到影片最后粗略地介绍了这项活动，才让整个事件清晰。组织者“不加解释”的背影让参与者的迷茫无处安置；而在这种随机武断的框架下，时间除了被人“渡过”，没有任何额外的意义；一切追问都在行为设计下显得如同不合时宜的自问。这种闲散日常、看似漫无目的的举动下是艺术家对社会和生命现状本身的反思。

有趣的是，参与者的迷茫既是这个作品内涵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巧妙地（讽刺地）成为了集体行动小组持续艺术实践的最好保护；看似无意义的随机举动帮助小组逃过克格勃的严厉审查。从这个维度来说，跳出这个作品本身，集体行动小组对“迷茫”这一状态现实又机敏的运用恰合他们公民身份和艺术家身份的双重叠加，这使得集体行动小组作为一个艺术实践在更长的时间和历史概念上另有其意义。由此，录像的延时性既是完成并揭示这个作品意义的重要部分，也是集体行动小组的一种自我保护。行为的12位参与者完成了这个作品，但由于无法窥知作品的全貌而不能成为作品的观众；这使得这个行为只能通过录像的形式传递到它真正的观众那里。

除此以外，策展人有意让每个场域内的作品彼此稍有关联，但作品之间些微的相关之处又使得差异感尤为明显，从而避免了一种过度“沉浸”的体验，借以提醒观众自身所在之处。而《巴黎公社小组生活档案》、《海迪·布赫尔在废弃精神病院的影像资料》等传统意义上作品文献的展出，也是策展人一直以来意在模糊行动实践和创作作品的理念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