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梳理赵文量的早期作品，我们注意到，早在1967、68年，赵文量就画有《母归》和《睡》。1975年，他在《红天》等作品背后写到自己回抚顺服侍母亲42天，记录往返母亲和妻子家路上的风景40幅、人像3幅、速写1本；回京后，他为自己北戴河的风景写生起名为“想家中，杨雨澍也在海边”；同年，他将79岁的母亲接到北京照顾的当天画下《兰妈》。回老家后，“大概是1977年，我特别怀念她，就画了《母归》这个题材。”赵文量基于对北海后门和郭沫若旧居综合的一种印象，将“母归”这一图像在1967年，1976年，1977年，2002年和2014年重复刻画了五次。母亲小小的身影消失又出现在不同时期的画面中，周围的环境在后期作品的画面里逐渐模糊。赵文量不只一次重复过自己之前画过的内容，而且他还会对同一主题反复地刻画。只是在手法和语言上有所变化，表现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比如代表作之一《彼岸》，就是将《大港通向大海》和《神鸟》两幅作品结合而来，并有多个版本。1977年，和母亲在唐山大地震逃生归来后，他画了开裂一角的房屋墙壁，一大一小两个小人站在月色中抬头看天，起名为《思乡曲》；2001年他重做此画。后来2001年版本由于家中暖气漏水，作品被水泡毁。2015年，在赵文量78岁高龄时，他第三次重作了《思乡曲》。而买给病中母亲吃的哈密瓜和西瓜，也被赵文量在1984年、2005年、2008年、2015年近乎执拗的反复刻画。

赵文量关于“母亲”的绘画提示我们关于面对意外或死亡的态度。经历疫情一役之后，它们都不再遥远。赵文量自嘲自己“痴儿、无知、愚孝”。我们如何想象他一边送作品参加展览、接受采访，一边不分昼夜为母亲翻身、擦脸、喂饭、录音，又如何想象他在卧室里反复为母亲作肖像时的内心感受？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赵文量的视线和母亲一样被限制在了斗室里，以画笔一次又一次的从肉体接近母亲的内心，反映临终病人的日常。这些作品也映照出他对于创作的看法：艺术应当是艺术家的“心电图”，是情感的自然流露。在这个层面上，绘画的确成为了赵文量生活的一部分，而生活本身更是他艺术的一部分，相互坚守。画笔是他的一个器官，如同吃饭喝水，是无比自然的表达，围绕现实中的苦难和深刻认知展开。这些情感浓郁真挚的画作有着穿透时空的感染力。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面对它们的时候，赵文量对母亲的深深眷恋仍迎面扑来：“教我如何不想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