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声音｜慢性症候：“关于一种新存在美学的讨论”，恰拉·卡佩莱托

关于COVID-19疾病的主导叙述运用了最保守的图像秩序。一方面，SARS-CoV-2有着一种广为流传的光鲜图像，它采用了摄影的现实主义修辞：病毒就是这个。事实上，这样一种图像并不是对病菌的描绘，而是一个旨在“抓住公众注意力”[1]的图示，但这目前无关紧要。另一方面，这个病毒首先是“不可见的”，而且它的症状很大程度上“模仿”与其相似的季节性流感。因此据说它也是不可知的。外行的观察者再一次困于了图像的视觉效能（optical efficacy） 和幻象特质（phantasmal quality）的双重约束中。

除了它诸多众所周知的悖论，符号的逻辑——虽仍然适用于被称为“表意的流行病（epidemic of signification）”[2]的艾滋，却完全不足以让我们理解如今的疫情。“传播疾病的身体”，即传染病的携带者，无法被探测到，因为他们大多是无症状的。病毒袭来时不会给染病者打上标记，由此有了对追踪系统的疯狂搜寻来弥补症状的缺失，用地理位置数据来补偿表面病征（stigmata）的缺乏。

确实，既然任何人都可能在不知道的情况下染病，我们便被一致要求相互保持距离。这个政策本可以被称为“身体/物理距离”（physical distancing），这样可以赋予我们这段时间发动的所有形式的依恋、关怀和援助以相关性。它被称为“社交距离”这一事实则明显突出了这种特别的负表演（negative performance）的美学政治含义 。社交距离是对接触举动的抑制。它包含了彼此之间不要握手、拥抱、依靠，更不用说拍击、击打、或者攻击他人。它废除了世界上行为的可能性（affordances），因此起着麻醉剂一般的作用。如果像亚当·菲利普斯（Adam Phillips）写的那样，“寻求关注是社交性的一种形式， 是一次就我们的渴求向他人发出的求助”[3]，那么社交距离抑制了我们去给予和接受关注的欲望。

我们在用表面上的规范谈论这场大流行，但是我们却作为身陷家中的身体生活在其中，仿佛在一个闭锁综合征的文化版本里。我们是一个新型马戏团里的新怪胎吗？关于公共空间向媒体空间的转变、通过系统使用线上平台进行的私人空间虚拟化，以及仅展示上半身的社会表现（representation）新规则，未来对这些问题的反思 ，将会在多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于我们文化对图像性（iconic）的偏爱和优先，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承认视觉本身是有自身情境的（situated），这些都值得拭目以待。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紧要的僵局中，并以肉体为其付出代价。

仅仅是社交悬置带来的煎熬远非我们正在经历的这种深切迷失感的全部。我们不是被要求待在自己的家里吗，这个从定义上就最欢迎我们的空间？那为什么对我们来说，这个空间显得如此不适合居住？当几十年来，流动就是一切，居家限制突然成为了我们对于远近、近邻和陌生人的经验崩塌的临界点。在那么自由地生活之后，在由开放空间的概念塑造了我们对生活空间的认识之后，我们都发现了自己的可局限性。

我们需要一种不同的理解才能应对人类当下的情形。而后者呼唤着一种新的存在美学（aesthetic of presence）。

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与自然、社会以及文化上的环境一体共存，其中商品、药物、法律和人造物都扮演着角色；也知道情绪、想法、实践以及工具改造着个体以及我们整个族群的神经生物学过程。认知科学，神经科学以及哲学都使用了“具身”这一术语来形容人、自然和科技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我们的身体将世界分割成一个行为和反应连续互相作用的动态。我们都是赛博格。按说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几十年了，但是我们拒绝接受该想法，并继续从外部观察这种具身化，把它当作一个要被客观考虑的概念；我们因此对它产生了自相矛盾的“去具身化”（disembodied）理解。

这一危急的惰性（critical inertia）正出现在当Covid-19将具身化的问题推向了更高一层时：体制层面。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很清晰：所有人都同时生病会使医院和医生超负荷。生病的人也让系统生病。我们因此承认了个体的脆弱性与负责医疗的政府设施的脆弱性之间的关联。道德上的当务之急便是“把曲线变平”。

正在进行中的疫情向我们展示了作为制度实行者的政府，其领导力出乎意料地在于它们在照料和保护上的能力。我赞成将政治行为重新考虑为一种照料行为，因为它意味着一个生态的，女权主义的和跨代际的纲领，并承认公民是具有不同潜能的男女老少的聚合体，他们共同组成了知识、情感、欲望和能力的网络。然而，尽管照料作为一种主动并互助的实践是种正面且富有成效的参与，但被送去照料却暗含着一种被动顺从的态度，从而削弱个人的能动性，剥夺去尝试和失败的自由。如果像卡伦·巴拉德（Karen Barad）所说，责任是回应的能力（ability to respond），那么受照料的政治面向可以将我们削弱到无法负责任（nonresponsible）的程度。

我们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我们有机会实施一个生态的纲领，并终于认识到，蝴蝶扇动翅膀确实能造成飓风；也因此有机会去提高个体责任和创造力，克服社会公正与自由之间构想错误的二选一，建立一个公正包容的权力体系。同时，我们也经受着这些风险：将我们的脆弱性转化成消极性；将每个个体同化进两个概括的分类——可靠的健康人和对社会有危害的病人，每一个都标着自己的健康码；用医学专家替代政治领袖和军队——我们被一种魔性的对科学的信仰所驱动，被要求像信任守护神那样去相信科学，但可惜在很大程度上，其行为和验证系统对公民来说是未知的。[4]

这种选择质疑了民主公民身份的终极含义，它的出现正是在人类身体的义体性被愈发强势采用的时候。自从我们把自己封闭在家里，我们从未如此不受限制：当我们所有人都一周七天二十四小时连接着，无论是为了生日派对、论文答辩、在家上学或工作会议，都使用着私有平台，在对网络的开放性及其民主可达性的盲目信仰下，我们正在重新定义对我们的自我和对外界的体验，并宁愿忽略它的不足。

为了寻求前进的最佳路径，我们需要去破坏占主导地位的叙述，并最终抛弃“自然象似性（natural iconicity）”体系，以及这一体系对存在（presence）与缺席（absence）的分割—— 这很不幸抵挡住了数十年的学术研究 。我们需要思考在近与远的情动价值（affective values）所激发的具有巨大政治性的空间中，具身的和性别的（gendered）思想如何自由地发挥。我们需要能够产生联系并回应。

2020年5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