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回顾｜现实主义在今天的可能

10月23日，“广阔的现实主义道路”系列论坛 第三场在中间美术馆会议室举行，共包含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工作坊中，参展艺术家石志民围绕1957至1977年间举办的“全国摄影艺术展览”展开分享，并与联合策展人周邓燕一起解答了美术馆观察员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第二部分特邀导览由中间美术馆的志愿者王眸呈现。第三部分座谈会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李静主持，摄影文化批评家鲍昆，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冷霜，艺术家及策展人刘鼎，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周瓒，共就今天的现实主义实践展开讨论。

 

“广阔的现实主义道路”系列论坛（3）活动现场

 

上午，“解码150位摄影家”系列的第二场工作坊聚焦1957—1977年间的全国摄影艺术展览。“全国摄影艺术展览”（以下简称“全国影展”）是一个全国性摄影大展，曾极大地推动了群众性摄影事业的发展。主讲人石志民 老师梳理了“全国影展”从无到有的过程，并讨论了“全国影展” 办公室在历史时期中所发挥的作用。从开设彩色摄影培训班，到举办工农兵展览，“全国影展”办公室不仅继承了中国摄影学会的精神和理念，更是始终以摄影行业发展为己任。

 

石志民老师发言

 

石老师通过大量的文献资料质疑了一些对于全国影展固有的印象，分析了“全国影展”办公室在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地位和历史成就。“全国影展办”以当时的文艺政策指导摄影组织和展览工作，在强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范式的同时促进了民族摄影工业的发展，也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和普及了摄影技术，并且在可能的间隙让风光、静物等题材重现公众视野。石老师以“润物无声”四个字描述了“全国影展办”的贡献，并提醒我们“以史料读史，或可以让我们了解更多历史”。

 

观察员们与两位老师交流疑问

 

在工作坊的后半部分，观察员翟霖峰、那荣锟、艾文浩、王歆祎根据在“全国影展”研究工作中发现的几个问题与嘉宾展开探讨。首先周邓燕 老师就观察员提出的“摆拍”的问题作出回应：

 

“摆拍”还是“抓拍”的争论是摄影界长期存在的一个话题，早在抗战后期，就已经出现在晋察冀画报社摄影师的讨论中，当时器材设备之匮乏、摄影师技术之悬殊、拍摄任务和要求之多，都成为那一时期“摆拍”存在合理的原因。影像真实性判断出自评论者在不同历史时期和条件下是基于“本质真实”、“总体真实”还是“事实真实”的出发点。

 

接着石老师就“新华染印法”是否在当时进行推广的问题给予说明：

 

“新华染印法”解决的不仅是彩色感光材料匮乏的问题，更多是在当时中国外汇储备不足、无法大量进口国外耗材的状况下，依靠集体智慧、投入大量人力和时间才实现的中国独创，并且需要彩色印刷经验丰富、技术精湛的技师，这样的人才在当时屈指可数。因此，“新华染印法”的实际成本要远高于“柯达染印法”，也没有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及的客观条件。

 

 

下午一点半，中间美术馆志愿者王眸 导览了“广阔的现实主义道路”展。展览以摄影为切入点，讨论了现实主义在上世纪20—80年代之间的发展变化。王眸引导着观众关注这一时期文艺创作中的人文实践，靠近各个历史时期创作者们的思想与主观能动性。

 

导览结束后，“再造世界——现实主义在今天的可能”座谈会开始。

 

“广阔的现实主义道路”系列论坛（3）活动现场

 

鲍昆 老师梳理了现实主义这一庞大概念的前世今生，他提醒我们在讨论现实主义时一定要放到具体的语境中去分析。并且，现实主义这一中文译语和“realism”其实有着一定的差异，使用中文的我们不应该忘记“real”这个词根坚守着“真实”的核心，不能遗落现实主义为人而求的真实。

 

现实主义诞生之后在西方逐渐被其他思潮取代，但被共产主义接续下去，在社会主义世界成为文学艺术的顶端律条，成为特定的精神生产工具。现实主义在红色中国的话语实践始于陈独秀、鲁迅等人的论述，随着中国革命的推进逐渐转移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知识分子队伍中，其形态经历了毛泽东多次相关议论的塑造。在几十年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革命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等语汇被轮番使用，形成现实主义在红色中国语境中的独立阐释系统。

 

鲍昆老师发言

 

周瓒 老师从她两次戏剧实践经验出发——2013年帐篷剧《赛博格·堂吉诃德》、2014年诗歌剧场作品《乘坐过山车飞向未来》——分享理论和现实之间能动的现实主义。《赛博格·堂吉诃德》是一场具有魔幻色彩的帐篷剧，但在排练过程中，来自不同地区的演员带着自己背景的问题参与到角色之中，由此在魔幻戏剧中形成一种现实主义。

 

周瓒老师发言

 

《乘坐过山车飞向未来》更多地彰显了周老师所说的能动的现实主义。这次戏剧实践何以呈现出现实感与能动感？她总结了三点。首先，当代戏剧本身具有行动性和互动的特征，打破了传统的观众被动欣赏戏剧的体验，将观众带到剧场中来，这本身就彰显出对戏剧实践的现实主义的理解。其次，《过山车》在戏剧创作上会根据戏剧的表演空间来改剧本、改表演、改环节，形成与表演空间和地方的互动。第三，参与戏剧实践的表演者基本上是非职业性的，有艺术家，也有素人。通过这些努力，实践者尽一切可能在戏剧中看到更广阔的、更细致的当下现实，让更多人参与到现实的文化实践中来。

 

冷霜老师发言

 

冷霜 老师分享了80至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诗歌与现实主义的复杂联系。在八九十年代，现实主义被当成一个过时的文学意识形态遭到抛弃，诗人们追求现代主义的美学诗学，即便书写现实，也要与现实保持疏离的状态。冷霜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诗人的作品呈现了不同的现实主义面貌：萧开愚书写都市化、市场化和社会重组，作品带有左翼批判色彩；廖伟棠试图通过杜甫的诗歌来寻回现实主义；翟永明表达出性别视角下对于女性的关怀；打工诗人绳子则以零度抒情的手法，透视工厂作业。他们的诗作共同构成了触及现实主义的一些新的可能。

 

冷霜讲道，艺术的生命力在于创作的自由，而自由也意味着要把曾经僵化的观念中所内涵的生命力重新夺取并释放出来，这是当代诗歌尚有待探索的方向。在这一方向下，一种解放了的现实主义应当被重新发现。

 

刘鼎老师发言

 

刘鼎 老师讨论了中国当代艺术史上三个与现实主义深入关联的时间点。第一个节点落在80年代中期，一方面出于主动的与“文革”文艺决裂的观念，一方面受到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下资本与全球美术运动进程的推动，官方和非官方的两个艺术界同时对现实主义采取了疏远的做法。第二个节点在90年代中后期，艳俗艺术的实践者在面对现实的庸俗时萌生出一种竞争感，身处社会市场化飞驰的时刻，他们进行了比现实更加庸俗的艺术尝试。第三个节点是2008年，在这之后的中国当代艺术界经历了一次市场的井喷，进入巨大的虚幻的话语。它通过资本的力量进入国际视野，也渐渐完全转向以资本为导向。于是，中青年创作者开始尝试发展替代空间和自我组织，希求活化资本的铁板。

 

这三个时间节点形成一种后社会主义时代中国艺术界与现实纠缠交互的景观，也托出当代艺术家如何面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复杂遗产的问题。在种种主义与流派的选择之间，当代艺术家应当如何处理现实？如何真实地和现实互动，如何真实地测量到现实，如何将我们的现实转移成创作？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探究的课题。

 

“广阔的现实主义道路”系列论坛（3）活动现场

 

在讨论环节中，四位老师进一步在不同视角的现实主义讨论之间进行了交流与延伸。刘鼎谈到艺术界的理论优越感与面对现实的置身事外，冷霜提到社会主义时期文学创作偶尔走到政治前面的现实主义瞬间，几位嘉宾和周邓燕老师进而讨论了在版画和摄影领域这样超越时代规范的现实主义创作，李静也分享了她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科幻小说的研究。最后，周瓒提到把艺术引入生活，将对现实主义的思考引向艺术与生活的交界处，认为作为一个在这个时代生活着的普通人，也能够与现实主义发生关系。

 

李静老师发言

 

在几位嘉宾思想的碰撞之下，现实主义跃动起来的可能性成为本场座谈会的核心问题。在这样的对谈中，发言者和听众得以撷取不同的视野与实践，寻找认识和言说现实的语言。主持人李静 为整场座谈会做了恰如其分的总结：

 

“我们可以成为彼此的信使——我们的自然、历史、社会，无不可以成为我们理解现实的现实，以这样的现实去创造一种新的表达。”

 

嘉宾合影

 

撰文：艾文浩、王歆祎

摄影：房永法

编辑：魏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