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的原理”策展文章五：数据变“法”：艺术的、能动的反抗

张理耕

倘若我们对“原理”做“规则、原则”此般理解，那么它可以呈现出一种类似“法”的面貌。拉丁语格言“Lex retro non agit”意为“法不溯及既往”——新法规制着未来可能发生之事，它确认着“希望”实现的合法与非法之边界。良法蕴含着“已知的希望”（docta spes），而艺术——正如《希望的原理》一书中所言——是乌托邦意识的显现，是尚未形成之现实的象征。

网络的全球联动是在冷战结束后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互联网（大写的Internet）——技术性的存在成为数据生产、流通的基础设施。诸如《网络空间独立宣言》等饱含希望之情的宪章性文件将互联网视为当下主权国家之外的乌托邦。但是时至今日，商业平台和国家对网络中主体大规模的、无孔不入的监视和控制愈发可见。主权行为蔓延至数字世界，针对网络安全的立法被提上日程并激起热议，数据治理、信息安全成为信息法学的焦点领域。

身为数字世界居民的艺术家对国家及企业的监视、抢夺个体数据的行为采取警惕和挑衅的姿态。法作为一种治理手段和政治性工具，被艺术家们作为创作的参考或靶标。信息技术亦不再被简单地视为中立的，或者被盲目乐观地认为是绝对进步的。它们正在剥削、牺牲个体权利并深度干预着我们的真实生活。艺术家们的“变法”在可见/不可见两个维度之间往复：一方面，艺术家探求个体如何能突围法的灰色地带，摆脱被代理（proxy）、被囚禁于数据结构之命运，即如何在可见的算法技术下隐身、撤退甚至主动退出；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不道德地窃用数据的主体，艺术家竭力令他们的所作所为暴露在法的裁判之下。这些实践倾向呼应着数据立法的“希望”原则，即维护我们的数字人权。

阿拉姆·巴托尔与娜嘉·布滕多夫，《后斯诺登美甲》，2016，装置，尺寸可变

数字资本主义之下，个人数据成为数字形式的财产，但我们是否能够真正对其自由处置呢？显然，在当下的现实中，技术与权力的共谋对数据主体实现自由设置了诸多壁垒。以往对隐私的考量更多是从人格权方面入手，但个体生产的独一无二的数据序列正因其涉及隐私而具备特殊价值，它们可被交易，从而进入流通。正如基于cookies的追踪窥探着我们的浏览习惯的同时，也将使用者的注意力、操作习惯、行为模式计算打包为某种“商品”——人们不自觉地沦为被剥削的数字劳工。对此，艺术家能动地、精准地出击，他们针对于政策争议和不同利益诉求进行测试、审视、反思：所谓合法、公平、透明的原则精神于在线生活的治理规则中何以得到贯彻呢？抑或这些价值实则已经在技术中被明目张胆地扭曲了呢？在这样的质问下，西方历史中技术和市场自我进化的神话应该被最先破除：互联网内嵌于帝国扩张的历史中，它并不是技术演进的自然结果。企业、国家，数据生产者三者之间的角力制造出不同的政策争议及利益诉求——这是重新考察已经被艺术家、研究者提出的老问题的新框架。

利亚姆·扬，《伪装“舞”术》，2021，舞蹈表演影片，5′

在后民主政治时代，围绕着数字人权展开的博弈也形塑了某种“信息”的地缘政治格局。各个政府均将数据安全和信息安全纳入到了国家整体安全的框架中来。以美国为单一中心的国际网络治理机制在今天备受其他崛起的新兴实体的挑战。中国已逐步完善网络安全和个人数据的相关立法，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缩写作 GDPR）更是将保护个人数据和隐私的基本人权作为其核心价值。现实世界中的立法者对数据的规制、管控，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对公共安全的考虑。但是倘若“公共安全”被滥用，那么个人在权力之眼下将会变得透明。真正的匿名已不复存在，因而艺术实践者们大胆地采用署名的方式或利用自己的身体、或实施某种行动，游走于现存治理技术的边缘地带。艺术的变“法”，“将可能性预先塑造为现实的理念”并构造出具有政治意涵的实践新范式。这些关注公共领域的艺术实践达成了和美国学者丹·席勒（Dan Schiller）一致的判断：“互联网最重要的成就是使资本主义的矛盾现代化”。艺术家们为公众揭明了现存秩序的矛盾、漏洞，并创设出面向未来的生存策略，号召大家一道成为新数字世界的建构者。而此番建构当然存在着制度性、结构性的维度——由此，法不再是枯燥、刻板的“已来”，它亦成为实现变革潜能的积极手段，指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