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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婉京

Beijing Inside-Out Art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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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写作者。北京大学艺术哲学博士候选人,美国布朗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她的研究方向是现代性与视觉再现之间的关系。近期,她的研究案例主要涉及「’85美术新潮」的艺术家,为此策划了「毛旭辉:我只是热爱」个展。出版有散文集《一个人的欧洲》、《清思集》,中篇小说《相亲者女》及长篇小说《隐君者女》。


一、2018年,中国或全球范围内哪些艺术、文化和思想上的事件、变化与潮流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什么?

二、2018年,哪些个体/集体的努力与建树改变了我们的艺术生态与现状?哪些言论、举措、决定、行动与实践也许在眼前仍未见效,但将在长远改变我们的(艺术)世界?

三、2018年,有哪些突出卓越的艺术创作与思考,可能影响或改变我们对艺术的感知与认识?

四、作为艺术家/策展人/写作者/机构实践者/出版人/编辑/赞助人……,你是否认为最近两年的现实变得更加可视,是否可以说新的现实正在酝酿,立场、问题和阵营正在细化,一些真正的变化正在产生?

五、这种现实的变化,是否以及如何延伸到你的实践之中?你所思考的问题是什么?或者说你的工作所对话的语境与问题是什么?你认为今天文化实践者的责任应该是什么?

六、你会如何评价自己(或自己所在的集体/机构)在2018年中所开展的实践,以及所取得的成绩?

七、2018年,你在创作与工作中遇到了什么困难与压力?

八、2018年,在私人与公共层面上,哪些交往和友谊带给你触动与启示?哪些对于你未来的实践将产生内在的影响?

九、2018年,哪些情绪让你时时能感受到,却又无法描述?哪些事情让你觉得意志消磨,哪些事情又让你觉得有所振奋,给了你动力和情感的共鸣?

十、作为同仁与师友,你如何看待中间美术馆在过去一年的工作?请你给中间美术馆的工作提一些诚恳的批评和建议。我们在多方面开展的实践中常常看到自己的局限,希望你的意见能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更好地认识自己和自己所走的路。


一、2018年,中国或全球范围内哪些艺术、文化和思想上的事件、变化与潮流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什么?

五月风暴五十周年,回望这场运动显得愈发无力,能够被召唤出来的不是革命之幽灵,而是“风暴治理”的成功经验。当“黄背心”运动让全世界的目光投放到法国的政治图景时,我发现,我们都已经适应了他国的浪潮,并在适应过程中变得“投机”——通过快速确认“他者”来建构新的自我,并企图在时代的变革中安身立命。


二、2018年,哪些个体/集体的努力与建树改变了我们的艺术生态与现状?哪些言论、举措、决定、行动与实践也许在眼前仍未见效,但将在长远改变我们的(艺术)世界?

我对题目中个体/集体相互区分的方式存有疑问,个体与集体是杂糅在一起的,或者说,这二者从来是难以区分的,这不过此刻更难分辨。2018年,还是有不少人投身到创办艺博会、开办美术馆的行列当中,按照“事在人为”的逻辑,这些行为确实是由某一个人或几个人发起的,带着值得怀疑的在地性和国际性,继续走在路上。这种“在路上”也让很多人选择持续观望,无论是画廊或艺术家,资本或个体,大家都在等待着什么。


四、作为艺术家/策展人/写作者/机构实践者/出版人/编辑/赞助人……,你是否认为最近两年的现实变得更加可视,是否可以说新的现实正在酝酿,立场、问题和阵营正在细化,一些真正的变化正在产生?

作为研究者和写作者,我觉得把不可视的问题可视化本身是件很有挑战性的事,也很有趣。每个人处理问题的方式不同,问题呈现的样貌也就因此而不同。2018给我最大的感觉不是一种“新的现实”正在生成,这个现实已经长得不像现实了,现实变成一个讲着世界语言的混血儿,它可以是“二次元”走出来的人物,也可以是想象中的历史对象,我们感到问题被细化或者问题越来越多,恰恰反映着这个“新的现实”的复杂性。


五、这种现实的变化,是否以及如何延伸到你的实践之中?你所思考的问题是什么?或者说你的工作所对话的语境与问题是什么?你认为今天文化实践者的责任应该是什么?

虽然我主要从事的是形而上方面的研究,但现实也开始渗进我思考的各个角落。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曾指出,“对一空间的测量同时就是描述它”,我觉得,对现实的测量也藏在我们描述现实的方式上。这让测量的工作更难进行,因为如果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现实,而是多个现实,那么我们就要不断转换、调试我们测量现实的方法,这对研究者而言意味着更多的准备工作。同时,这也不难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斜杠青年”,“斜杠”作为一种转换,已经成为了年轻一代的生存模式。


八、2018年,在私人与公共层面上,哪些交往和友谊带给你触动与启示?哪些对于你未来的实践将产生内在的影响?

2018年下半年,我比较多地参与到一些海内外的学术论坛、工作坊和座谈中,结识的学者和朋友大多很热情。我觉得,能和关心变革、思想框架转变的朋友在一起聊天是最开心的,我也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某种意义上来讲,学院外的谈论激发了学院内的讨论,像是今年8月我负责组织的北大国际博士生论坛(艺术学理论方向)的许多议题在学校内没能得到解决,却被工作坊的成员、艺术家们用他们的方式巧妙回应了。


九、2018年,哪些情绪让你时时能感受到,却又无法描述?哪些事情让你觉得意志消磨,哪些事情又让你觉得有所振奋,给了你动力和情感的共鸣?

意志消磨和精神振奋听上去都是好事情,我比较担心自己既不消磨也不振奋,或者说担心自己麻木不仁、毫无反应。如果一定要指认自己的变化,我觉得我今年的生活更加游牧,在这个一切都快速飞逝的当下,想要留住一些东西。


十、作为同仁与师友,你如何看待中间美术馆在过去一年的工作?请你给中间美术馆的工作提一些诚恳的批评和建议。我们在多方面开展的实践中常常看到自己的局限,希望你的意见能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更好地认识自己和自己所走的路。

中间美术馆的线索愈发清晰,无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研究、中国现代性问题、主流价值的探讨,这些都带出了一系列具有批评性的讨论,我相信,像“新月”展和“想象·主流價值”,不少人通过中间美术馆的展览在历史中重新安置了自己的位置。这种“安置”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尤其是在年轻一代青睐于图像(叙事)而非历史(叙事)的大环境下,培养美术馆的观众就变成了“如何让观众安置自我”的问题。当然,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打开美术馆的讨论,让更广泛的文化、思想环境进来,这一点是中间美术馆正在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