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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葳

Beijing Inside-Out Art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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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杂志副主编,青年批评家、策展人。曾获得清华大学硕士学位和中央美术学院博士学位,主要从事中西现当代艺术研究、艺术批评和策划。


一、2018年,中国或全球范围内哪些艺术、文化和思想上的事件、变化与潮流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什么?

二、2018年,哪些个体/集体的努力与建树改变了我们的艺术生态与现状?哪些言论、举措、决定、行动与实践也许在眼前仍未见效,但将在长远改变我们的(艺术)世界?

三、2018年,有哪些突出卓越的艺术创作与思考,可能影响或改变我们对艺术的感知与认识?

四、作为艺术家/策展人/写作者/机构实践者/出版人/编辑/赞助人……,你是否认为最近两年的现实变得更加可视,是否可以说新的现实正在酝酿,立场、问题和阵营正在细化,一些真正的变化正在产生?

五、这种现实的变化,是否以及如何延伸到你的实践之中?你所思考的问题是什么?或者说你的工作所对话的语境与问题是什么?你认为今天文化实践者的责任应该是什么?

六、你会如何评价自己(或自己所在的集体/机构)在2018年中所开展的实践,以及所取得的成绩?

七、2018年,你在创作与工作中遇到了什么困难与压力?

八、2018年,在私人与公共层面上,哪些交往和友谊带给你触动与启示?哪些对于你未来的实践将产生内在的影响?

九、2018年,哪些情绪让你时时能感受到,却又无法描述?哪些事情让你觉得意志消磨,哪些事情又让你觉得有所振奋,给了你动力和情感的共鸣?

十、作为同仁与师友,你如何看待中间美术馆在过去一年的工作?请你给中间美术馆的工作提一些诚恳的批评和建议。我们在多方面开展的实践中常常看到自己的局限,希望你的意见能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更好地认识自己和自己所走的路。


一、2018年,中国或全球范围内哪些艺术、文化和思想上的事件、变化与潮流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什么?

最近几年新的全球政治空气和政治现实正迅速的改变和重塑学术界与艺术界的基本话语,包括保守主义、民粹主义、国家优先主义、种族民族主义等在内,直接造成了“全球化”以及基于全球化的理论话语的困境。从前用于把握全球艺术趋势的全球化理论、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理论、跨地域跨民族的游牧思想等都在这些新的趋势中丧失了对现实的言说能力,目前似乎我们很难找到某种或某些理念能够对现实和艺术进行宏观的描述和评价,因此出现了诸如“艺术万岁”等口号。唯一能够支撑原有全球化理想的“新东西”似乎只剩下“科技”,加之包括人工智能在内新技术在最近几年快速的在社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的应用,使得人工智能、科技与艺术、沉浸式展览等成为一个显著的全球性艺术热点。从文化和思想上,如何去把握和评价这些现象,目前还缺乏基本的共识。但有两种舆论特别值得注意,其一是对科技和艺术融合的乌托邦建构,其二是对科技艺术中人文主义彻底丧失的悲叹。但我觉得这些新的变化实际上并没有被我们充分重视,它们可能为艺术界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也留下了进行新创造的出口。


四、作为艺术家/策展人/写作者/机构实践者/出版人/编辑/赞助人……,你是否认为最近两年的现实变得更加可视,是否可以说新的现实正在酝酿,立场、问题和阵营正在细化,一些真正的变化正在产生?

艺术的创作、写作、策展等活动正日益变得具体化和片段化,缺乏前些年力图从整体上去把握“当代艺术”或“中国当代艺术”的热情。当然这样的活动依然存在,但就像我在前一点中谈到的那样,基于传统左派理论的那些当代艺术实践从数量上并没有减少,但从与现实的关系和对创造的推进来看,却充满了无力感,被现实打脸的时候更多。而那些并没有理论冲动的街道社区、乡村小镇、都市亚文化群体、特殊群体项目有时往往反而会产生更大的吸引力。如果从问题中“可视”的角度看,大概就是这些细节,而没有宏观、抽象的理论。此外,“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重新变得受到关注,包括“现实主义”等从前被前卫艺术和当代艺术不屑一顾的课题,开始成为不少当代艺术机构的讨论热点。重思历史或许不失为现实观照的一种好方式,一方面,这再次证明了全球现实的变化,很多策展人、批评家、学者和机构都试图从历史中寻找思考现实的灵感,另一方面,这些实践本身又构成了重构历史的新思想和新实践,也许,对历史的追问和重置有助于我们对现实进行突破。当然,同样,这些观照同样是具体而细节的,并非整体而宏观的。


六、你会如何评价自己(或自己所在的集体/机构)在2018年中所开展的实践,以及所取得的成绩?

今年9月参与策划了“常青藤计划2018”(天津滨海美术馆),共同策展人包括康剑飞、王麟、宋振熙、苏磊,主题是“永生市 immortal city”,其中一个主要的出发点是科技在今天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但我们的角度并不是从科技本身或科技与艺术融合的角度切入,而是试图从人文主义的角度曲看待这个问题,因此有了大众文化、宗教、博物馆和实验室三个版块,来讨论技术如何加强或重塑人类的“永生”的理想,其中不仅涉及科技和艺术自身的问题,更多是关于社会文化、道德伦理等方面。同时我们还策划了一个学术论坛“永生:从古代艺术到人工智能”,将这个话题放到“历史”中深化,实际上作为艺术史重要领域的墓葬就已经包含了浓重的“永生”意识,看起来与人工智能千差万别,但从意识上看,却异曲同工。年底在广州策划“编辑部:信息的收集、处理与再生产”(广州33艺术中心),展览不大,但主要是想集中讨论一个问题。展览缘起1936年茅盾编的一本书《中国的一日》和2011年YouTube网站编辑的一部电影“life in a day”(浮生一日),从印刷时代到移动互联网时代,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个人,“信息编辑”变成一件重要的事情。此外,年内还写作了几篇关于民国和新中国的艺术史论文。


十、作为同仁与师友,你如何看待中间美术馆在过去一年的工作?请你给中间美术馆的工作提一些诚恳的批评和建议。我们在多方面开展的实践中常常看到自己的局限,希望你的意见能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更好地认识自己和自己所走的路。

中间美术馆断断续续一直有联系和合作,去年管理团队变化后,美术馆开展了许多有特点的项目,不少项目都做得很深入,对相关学术研究人员和大众两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其中“新月:赵文量、杨雨澍回顾展”和“跃动的音符:庞壔新作展”策划得都很有意思。随着近年来“无名画会”研究的深入,中间美术馆策划了画会最早两位画家赵文量、杨雨澍的个展,史料方面做得很充分,尤其补充了早期他们就学的熙化美术补习学校等材料。“跃动的音符:庞壔新作展”除了展示厐壔新作,还历史性的钩沉了她与父亲庞薰琹的联系,一方面为更好理解厐壔建立了历史基础,另一方面也为庞薰琹研究开辟了一些独特的角度。此外,常年的学术活动和公教活动也非常有意思,我也参加过其中一些,总体来看,短小精干、有的放矢是其特色。中间美术馆通过2017、2018两年建立起一种新的形象,希望在未来能够延续,也祝愿中间美术馆发展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