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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然

Beijing Inside-Out Art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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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生于湖北十堰,11岁起随父母迁居福建福州。

2010年定居北京,2018年起迁居上海。

2009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油画专业,并获学术学位,中国重庆。


一、2018年,中国或全球范围内哪些艺术、文化和思想上的事件、变化与潮流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什么?

二、2018年,哪些个体/集体的努力与建树改变了我们的艺术生态与现状?哪些言论、举措、决定、行动与实践也许在眼前仍未见效,但将在长远改变我们的(艺术)世界?

三、2018年,有哪些突出卓越的艺术创作与思考,可能影响或改变我们对艺术的感知与认识?

四、作为艺术家/策展人/写作者/机构实践者/出版人/编辑/赞助人……,你是否认为最近两年的现实变得更加可视,是否可以说新的现实正在酝酿,立场、问题和阵营正在细化,一些真正的变化正在产生?

五、这种现实的变化,是否以及如何延伸到你的实践之中?你所思考的问题是什么?或者说你的工作所对话的语境与问题是什么?你认为今天文化实践者的责任应该是什么?

六、你会如何评价自己(或自己所在的集体/机构)在2018年中所开展的实践,以及所取得的成绩?

七、2018年,你在创作与工作中遇到了什么困难与压力?

八、2018年,在私人与公共层面上,哪些交往和友谊带给你触动与启示?哪些对于你未来的实践将产生内在的影响?

九、2018年,哪些情绪让你时时能感受到,却又无法描述?哪些事情让你觉得意志消磨,哪些事情又让你觉得有所振奋,给了你动力和情感的共鸣?

十、作为同仁与师友,你如何看待中间美术馆在过去一年的工作?请你给中间美术馆的工作提一些诚恳的批评和建议。我们在多方面开展的实践中常常看到自己的局限,希望你的意见能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更好地认识自己和自己所走的路。


四、作为艺术家/策展人/写作者/机构实践者/出版人/编辑/赞助人……,你是否认为最近两年的现实变得更加可视,是否可以说新的现实正在酝酿,立场、问题和阵营正在细化,一些真正的变化正在产生?

最近两年最为直观的感受是,在中国当代艺术行业里,书写、叙述等性质的工作不断被置放在“台前”,文史编辑,档案转译,历史、社会政治事件的再解释以及其在非中心地缘的补充叙述,变得更为普遍。我认为这个“历史性”也包含了对当前已经发生的现实问题和事件,能够清晰的看到了许多于此相伴的工作正在产生,“新的现实”和“旧的系统”仍然保持着密不可分的整体性。

而谈到真正的变化我想应该一定会发生,但对我们所人有而言它的具体性都还是未知的。至少现在看来这些变化还微乎其微,其中缺乏“新”的历史观和世界观的描述,并无法从旧的整体中脱离出来,不过恰恰是这种无法脱离的状态,让我觉得某些多样性正在发展,正如这个提问中提到的“细化”,我们以何种姿态面对“历史”这一多变的叙述体?我们又以什么样的精神性来面对在这变化一过程?以及呈现这一过程。这些变化中,能够看到多种学科慢慢在延入艺术行业,虽然今天还很难看到具有推动性的交织,但这种变化是完全可以看得到的。


五、这种现实的变化,是否以及如何延伸到你的实践之中?你所思考的问题是什么?或者说你的工作所对话的语境与问题是什么?你认为今天文化实践者的责任应该是什么?

这些变化实际上也在催促我要持续打破一些旧有框架下的认识。而与此同时,多重知识为载体的素材库也像是一下子打开了,以什么样的方法论粘合和整理这些“新”素材依久是我的所思所想。

在我的工作里,艺术机制所形成的各类框架依然是我不得不直面的,从内容要义到形式语言的相互转化都伴随着诸多具体问题,例如,我常常在艺术工作中听到有人提到“宗教”问题,事实上用“宗教”一词,其已经是一种现代知识经验框架中的词语表达,而在基督教新教中并不用“宗教”一词来形容自身的信仰,恰恰“宗教”一词在基督信仰内部是用于表示一种生活的僵化和教条,以及律法主义的思维。这两年我常常会关注以“宗教”进行的艺术创作,但大多问题也出于此,在深入解析的时候,创作者总是试图站在现代启蒙知识分子的位置上,用相似的语调和手势来制作和生产话语,这让我常常觉得此作者在其中的缺席,丝毫没有领会这个古老情景内部与外部现实语境发生的激烈摩擦;又或者作者看上去身在其中,却制造了更加混沌的思想迷雾,从而不假思索的拉拢技术决定论一同制作大拼盘,将其引向异样纷杂的亚文化符号生产…….。

同理,我们也可以看到台湾、日本以及东南亚、南亚地区的同行们,其同样在转译地区内的萨满、佛理要义以及广义基督教,但其中相似的情况也在发生。我想最近十多年,大家都共同意识到由西欧生产并实践的理论系统在各自地区内部的“不适用”,而与此同时,又苦于“新”的语言的缺失和文化身份内部的多重分裂。所以,这些现象都让我感到,无论是当素材引证,还是作为价值观输出,其表述都不可掉以轻心。

另一类问题发生在今天的上海。2018年元旦,我搬离长期工作居住的北京,来到上海。整个2018年至今,我都在这个城市中生活和工作,而这次搬迁其实也遭到了许多北京同行的鄙夷和失望。没错,以前从北京遥望上海,因着展览,偶尔来上海“串场”,用某些朋友的话说,这是个浮躁,缺乏文化内部讨论的地区,远离了中国当代艺术现实的另类场域,似乎这个城市与生俱来的疏远了“中国”的现实问题,而新兴的美术馆、艺博会、与曾经的殖民地语境让这里也成为一种中国当代艺术“国际化”与“公共化”的平台,这种现实加深了这里的矛盾与分裂;但我一点也不认为今天的北京没有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同样的资本决定论也早已在中国各个地区落地生根,其表现也毫不逊色。

而这一年我更多的体会和理解在于怎么认识上海这个城市,以及它的历史。上海的整个城市建构显得比北京更加老成,复杂的历史结构以及不同区化的特征很难将它简单化,例如我居住的闸北地区(旧称,今已归入静安区),相邻老静安、普陀、虹口、宝山四个区域,离我家较近的彭浦社区,这是上海较大的社会主义工人新村区域,其中的历史文脉也并没有和这个国家的整体性发生脱离……(其中案例较多,不在此陈述);在这里我需要反思一下,我们真是太不了解这里了,50年代以来的这里发生着错综复杂、跌宕起伏的城市改造与思想转变,而我们往往只去给他贴上“外滩风情街”、“法租界小资”、“老园区与新西岸”这样的标签。但更让我比较惊讶的是这里的艺术工作者,对于如此复杂、矛盾的历史地层,大多都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忽略,这么说,并不是想简单的批判这种漠视态度,而是我非常好奇这种态度是形成过程,其有意识的忽略后朝向何方?无意识的习惯又是如何养成的?怎么解释这里实证主义工作的孤立无援?驱动和左右我们的目光的力量该如何细化的描述?


十、作为同仁与师友,你如何看待中间美术馆在过去一年的工作?请你给中间美术馆的工作提一些诚恳的批评和建议。我们在多方面开展的实践中常常看到自己的局限,希望你的意见能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更好地认识自己和自己所走的路。

中间美术馆这一年的工作很明显的在多个层面上开展,尤其是引向文化届与知识届的对话,同时又能严肃的回到艺术行业内部开展讨论,这点上是有开拓性的,相比许多新兴的艺术机构,没有加深断裂反而在弥合中国内部的历史与文化语境,形成艺术、文化与知识的共同体,这点及其让人感怀。反之,许多机构开展的“公共化”建设,看起来人气旺盛,却加深了艺术创作工作的神秘化与陌生感。

在此祝愿,并且期望未来机构能联系中国多地的文化脉流,深入的展开,当然,这也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以及更多的同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