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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ci Wu(武雨濛)

Beijing Inside-Out Art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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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ci Wu(武雨濛)1989年生于北京,成长于香港。她毕业于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2013年搬往美国,在马里兰艺术学院取得了艺术硕士学位。目前她工作和居住在纽约。她是艺术空间PRACTICE 的共同负责人。她由画廊 47 Canal 代理。



2018年,中国或全球范围内有哪些艺术、文化和思想上的事件、变化与潮流给你留下了深刻印象,为什么?

1. Decolonize This Place, 是一个以行动出发的运动,主要关注原住民的抗争、黑色解放、 自由巴勒斯坦、全球工人工资权、以及反中产阶级化。

2. 纽约唐人街艺术小分队发表了画廊保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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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变化对我来说比较明显,因为我以前选择不太去关注,所以了解了以后有了一种新的认识;另外还在于它们体现了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而我开始对这些问题有了更亲身和更深的感受,它们关乎艺术文化系统在不同地域语境下的差异与一些可能可以互相连结的部分,遥远地和笼统地说,目的是让人可以更主动地去关心这个世界的未来。


2018年,哪些个体/集体的努力与建树改变了我们的艺术生态与现状?哪些言论、举措、决定、行动与实践也许在眼前仍未见效,但将在长远改变我们的(艺术)世界?

没有任何个体/集体真的改变了艺术生态的现状。无法确定。从理论上讲,批评本来应该是促成改变的开始……


2018年,有哪些突出卓越的艺术创作与思考,可能影响或改变我们对艺术的感知与认识?

重新发现了《水的保卫者》活动,还有艺术家张新的作品,非常喜欢。年轻香港艺术团体 gongdomen(恭道門)也是我关注的。Nick Mauss 在惠特妮的展览我很喜欢。然而我也相信,一些真正激进的创作和思考正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发生。参观画廊 Janice Guy(画廊 Murray Guy 关闭后的重新开始)启发我想象:画廊是否可以永远都是隐蔽的“小商贩”,而艺术品是否可以永远都不超过一定的价格?


作为艺术家/策展人/写作者/机构实践者/出版人/编辑/赞助人……,你是否认为最近两年的现实变得更加可视,是否可以说新的现实正在酝酿,立场、问题和阵营正在细化,一些真正的变化正在产生?

已经到了无法逃避的时候。一些真正的变化正在艺术界(特别是非盈利机构)之外的地方产生……



这种现实的变化,是否以及如何延伸到你的实践之中?你所思考的问题是什么?或者说你的工作所对话的语境与问题是什么?你认为今天文化实践者的责任应该是什么?

这种现实的变化当然会通过每一天的生活慢慢影响我对人、事、物的看法,然后逐渐影响我的关注点。但是,我不喜欢创作或者讨论“政治艺术” (political art), 反而还是相信政治地去创作 (make art politically) 比较适合我,因为那样的工作比较复杂,其成果也相对更强大。每一天的生活意味着通过工作和活着与其他人相处、沟通、社交,然后观察我去到的地方、环境、家人、和朋友的状态。笼统地说,我现在思考的问题,主要是关于如何在全球当代艺术语境里改变白人至上主义的社会政治经济霸权结构。从这个问题出发可以延伸到更多的问题,例如中国中心主义和非洲悲观主义的问题,还有就是“种族”这个虚构的概念与资本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更多的想象空间。在2018年,是不是需要这个世界无论是否“单一文化”的国家都去了解?因为了解以后可以产生更多元的想象。目的是可以提高艺术文化工作者的意识、判断,还有想象力。比如在中国,特别是文化艺术教育里,是否应该多包括一些黑人学者的研究、作品、观点?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的确在放贷给非洲。中国艺术家的作品里也会出现黑人的身体,以他们的生活作为材料,那么,当这些作品可以卖到一定价格的时候,那些被挪用的身体和文化得到了什么?再回到一个问题,当国族主义高涨,想要取代白人至上主义的社会政治经济霸权,会导致怎样的后果?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还是更糟?除了取代和回避,还有没有其他的想象?我觉得艺术家的责任还是要继续不断地创造问题和挑衅。希望拥有更多权力的文化实践者可以关注和支持草根阶级的实践者,并与他们保持真实的沟通,一视同仁。大家一起通过更有趣的想象克服和渡过现代性……



2018年,你在创作与工作中遇到了什么困难与压力?

长途旅行非常消耗体力和心力,每次出行之前都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和紧张感。个人经济也会因为长途旅行而改变。艺术家的健康和保险也让我感到有压力。



2018年,在私人与公共层面上,哪些交往和友谊带给你触动与启示?哪些对于你未来的实践将产生内在的影响?

一个生活在小岛上(香港)的朋友总是带给我最大的触动和启示,因为我们有非常不同的观点,他总是提醒我“仁”和“健康”最重要。还有我在纽约的好朋友们 (47 Canal), PRACTICE, TRST (The Room of Spirit and Time), 还有我在 172 Henry St 的室友们,与这些人交流一直都是我的“核心”。新的友谊包括唐人街工人同盟 (Chinatown Working Group), 和他们一起工作让我得到了新的启示:目前,艺术家的身份和解放,也许应该和低薪收入人民的解放联系在一起。还有一段新的友谊在2018年达成,就是通过我在纽约的第一次个展和艺术家 Theresa Hak Kyung Cha (车学敬,1951-1982) 产生了一种精神上的联系,虽然她已经去世,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一些灵魂的记忆是重叠的。



2018年,哪些情绪让你时时能感受到,却又无法描述?哪些事情让你觉得意志消磨,哪些事情又让你觉得有所振奋,给了你动力和情感的共鸣?

可能是一些时候感到非常的孤立,或者说和过去曾经亲近的人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分歧,因为我们在经历不同的“世界”和“时间性”。而我必须选择一方来继续我的兴趣或者想法,放弃一些关系或者友谊。意志消磨总是会发生在一些非常个人的事情和情感上,会让我质疑自己所做的事情。



作为同仁与师友,你如何看待中间美术馆在过去一年的工作?请你给中间美术馆的工作提一些诚恳的批评和建议。我们在多方面开展的实践中常常看到自己的局限,希望你的意见能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更好地认识自己和自己所走的路。

希望中间美术馆可以保持自己一贯的勇气、个性、专业性,继续发掘中国当代艺术史的故事和其复杂性,以及尽可能地提供更多的“交错点” (intersectionality), 可以让当代艺术与更多的问题产生关系。也希望可以看到“华人”的概念可以逐渐融入策展的关注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