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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与文明:《被画者的天真》研讨会一周年回顾

Beijing Inside-Out Art Museum

每年的4月2日是“世界自闭症关注日”。去年4月,北京中间美术馆主办了关注天真者(自闭症者)的艺术系列展览之一《被画者的天真》,该展览由北京中间艺术基金会、清华美院社会美育研究所、北京市中治律师事务所支持。对于“天真者”的艺术,中间美术馆从最初公益视角的关注进而以更加虚心的态度去探讨和学习他们的艺术,直到今天,我们相信我们仍然可以不断地从这个群体以及他们的艺术中学习更多、延伸出更多思考,比如艺术的边界、身份的平等和文化的包容问题。在展览开幕当天,中间美术馆很荣幸地邀请到多位来自哲学、文学以及教育界的学者,进行了以“天真与文明”为主题的研讨会。本期将与大家回到一年前的现场。

▲ 研讨会主持之一中间美术馆馆长卢迎华女士

▲ 研讨会主持之一中间美术馆馆长卢迎华女士

卢迎华:举办“被画者的天真”展览的同时,我们也在思考:这些小画家对于艺术的理解,他们在我们所认为的艺术领域进行的这种自觉或不自觉,或者我们都无法去形容的实践的方式,能够给我们自己在这个领域当中的工作和实践方式提供什么样的思考和启示。所以李老师一直很希望能够把我们这样的展览和活动中开启的一些问题,找一个机会跟各位学者进行一次更深入的探讨,所以我们非常高兴和荣幸地邀请到各位学者,也非常期待今天下午我们的讨论。

▲ 本次展览策展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李睦教授

▲ 本次展览策展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李睦教授

李睦:我觉得今天我们不是一个形式上的讨论,而是比较有内容的,因为这次展览刚才说是第11年了,先前的几年都比较轰轰烈烈,领导、特别是艺术同行们来的很多。但是走过10年以后我就一直在想,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特殊群体的艺术展览,而且周而复始,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它带给艺术界、思想文化界、社会的意义在哪儿?这是我们近几年来考虑比较多的问题。我自己是一个艺术实践的老师,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些老师、实践者们在这个问题上恐怕会有一些力不从心,特别是中间美术馆前任馆长袁佐老师,他跟我一样,我俩同时都是画油画的,想法也比较接近。卢老师来了以后,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所以今年特别邀请艺术领域之外的很多学者老师,试图碰撞出新的思想上的火花,从不同角度再探讨这个问题。

黄裕生老师是我们清华大学哲学系的教授,他写过很多耐人寻味的、关于哲学的思考。尽管黄老师的哲学思想我尚不能深刻的能理解,但是我有兴趣要看,因为我觉得那些思想对我分析问题、认识问题很重要,包括分析和认识自闭症的艺术。

还有年轻的陈家易,他是清华大学苏世民学院的老师,工作中的他有大量的时间接触国外的学者、研究生,与他们探讨学问、交流思想,因此他有自己独特的看待问题的角度和思路,这也是我跟家易能够成为朋友的原因之一。

骆芃芃老师是我多年的朋友了,也是我们国家艺术研究院书法篆刻领域的艺术专家,按说她不算是画油画的人,但也是从独特的人文角度去看待问题,我们经常在一起就艺术思想、教育思想进行交谈,尤其是关于自闭症儿童绘画,她每次来参加展览总能够提出不同的观点和思考,所以我也很看重骆芃芃老师能够来。

刘未沫老师现在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工作,原先是在国科大做博士后,是做科学史研究的,有很多年在耶鲁、剑桥学习工作的经验。

高瑾老师在清华大学研究和教授英美文学,并有多年耶鲁学习工作的经验和体会,她对事物的观察方式、她对事物的解读角度,常常使我陷入深刻的思考之中。

这两位张(章)老师是我在清华美院的同事,也是学院里我最尊敬的两位老师,一个姓弓长张,另一个是文章的章。他们两位是做艺术史的研究,章锐老师还侧重艺术管理研究,现在在学校担任非常重要学术研究工作。

接下来这二位是我们学校的毕业生,也算是我的学生,高登科、杜小涛,他们这些年来一直有志于社会美育方面的工作,并且为此做大量的实践探索,体会颇多。

今天来参加研讨活动的很多人都是社会美育机构的老师,也有艺术媒体的编辑和记者。我觉得大家都很关心与自闭症艺术相关的事物,所以今天才能够从不同的人、从不同角度来进行一次完全不同的思考。明天是联合国的世界自闭症日,今天和明天在世界各地、在北京会有很多这样的展览研讨活动,但大多数都还是公益慈善性质,还没有像我们这样从思想文化、从社会文明的角度去思考自闭症的艺术展览、讨论活动。有时候我觉得这些孩子的画是那么的野蛮,就像野兽主义绘画一样,但是这种野蛮是不是我们的社会文明进程和文化发展中所缺少的呢?大家都可以去思考,去分析,一定会有更多的收获能够分享给更多国内外的老师、家长、家庭,甚至是我们文化和艺术教育的决策机构。让他们都知道,在北京还有这么一群人在做这样一个事关社会文明建设的事情。

今天我们谈到的这些东西美术馆会有一个速记记一下,然后把大家的思想整理成文字,随后再发放给大家,你们再看看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这样我们就会有很多收获。以后会把这些东西分享给更多的学校的老师、家长、家庭、孩子们,甚至是我们的艺术文化教育的决策机构。对于今天讨论的一些内容,我家都是会感兴趣的。昨天我已经把我们的微信分享给在英国、法国的朋友了,有一部分是有英文的,所以他们很快就给我反馈,说才知道在北京还有这么一群人在做这样一个事关社会文明的事情,他们很感兴趣,也觉得很重要。

▲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院长骆芃芃女士

▲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院长骆芃芃女士

骆芃芃:大家好,因为我一会还有一个活动要参加,所以不好意思我就先说两句,抛砖引玉。

这样的展览我参加了好几次了,因为李睦教授是我多年的好朋友。我今天心情其实挺复杂的。看到这个展览一个是特别惊喜,好几个孩子的作品我都看过,有一些变化,我觉得这里也不能叫成长。刚才李睦教授也说了他们可能就一直这么画,长到多少岁都还会这么画,但是每次都不一样,色彩很斑斓。但另一个就是我也还是挺忧虑的,复杂的心情。现在这么多孩子得这样的病,非常无奈也没有什么办法可救了。我1990年看了一个美国的统计资料,据不完全统计,10万人里头有一个这样的孩子,2003年的时候增加了800%,每150个人里就有一个这样的孩子,发病率非常高。我看的资料不一定准确,但是它说明问题,它不一定准,但是这个趋势应该是很准确的。很忧虑,这样的孩子怎么会增长的这么快?

我觉得我们这些健康人要为他们做一点什么。今天这个展览特别有意义,第一个是从人文的角度,第二个是从艺术的角度。人文的角度我觉得要特别感谢我们这个馆的馆长和馆长背后的这些负责人,还有李睦教授和为自闭症儿童患者给予帮助的这些人们,他们在不断的办展览,已经10年了,不仅仅办展览,还做一些其他公益的事。我觉得这种展览的成功举办,让这些自闭儿童的生命、生活、生存有了价值,有了意义。这个展览办的非常公平,没有什么经济人在中间弹拨,如果我们想去买他的画就直接跟家长联系,这个途径非常公平合理,很直接,很透明,很公正。

这种展览一年一年办下去,使这些孩子,包括孩子的家长和孩子的亲人认为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生存、他们的生活都具有了价值和意义,我觉得非常重要。他们也是人,而且他们的价值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他的艺术价值。我在想,上帝特别公平,他们给我们健康人健康的身体,没有给这些孩子特别健康的身体,但却给了他们自由的灵魂。做艺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有自由的灵魂,思维和想法不受任何观念、任何纪法的约束。通过这些画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非常的自由,想怎么画就怎么画,眼中有非常自由的灵魂在闪光,在飞舞,在飘动。这一点是给艺术家最大的启发。

我一直在学院里教学讲课,曾经讲的一个现代派的书法例子特别有意思。有一些学生能往好里写不往好里写,非得要往坏的写,就非得写得特别奇怪,然后我问他你能不能往好里写呢?你先写一个好的,我看看你现在到什么阶段,然后再往这个怪里面写。现在有的孩子是写不好,故意要那样写;有的孩子是确实能写好,反璞归真。我们就做了一个实验,把这些很前卫的作品做成PPT,中间放了两幅3岁和4岁孩子写的对联,让大家看。大家看了之后觉得太好了,简直是天才,大家一个劲赞美,说特别的反璞归真。最后我说这个是4岁孩子写的,他都不知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念什么也不知道。有时候写篆书,孩子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字,但写的特别的自由,特别的纯真,就像我们今天展览看到的一样。

这个展览一年一年办下去,一定会给艺术家、从事艺术的人非常好的启发:我们做艺术的不管有多么娴熟的技法,有过什么样的理念,做过什么教育等等,一定要有一个自由的灵魂,这是作为艺术家最应该具备的。这是今天的展览给我最大的一个启发,谢谢!

李睦:咱们就不一个一个的点名了,谁有想法接着说,随时补充。

卢迎华:我想问问在座有没有希望对刚才老师的发言做出回应的?

▲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席张敢教授发言

▲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席张敢教授发言

张敢:这个展览我也参加过,首先是感谢李睦老师他自身的经历以及他对这个事的关注。感谢中间美术馆举办了这么多次展览,作为一个机构能够给这些孩子一个展示的平台,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刚才骆老师讲的很好,我来的时候也在跟亚惠聊,说其实这些孩子的作品本身倒不是在艺术上给我们引起多大的震动,更多的可能是一个社会问题:这些孩子他们的未来。大家在座的很多人可能都是家长,当我们面对这样的孩子的时候就在感慨:我的孩子正常是很幸福的,但你当他是正常孩子的时候又想要求他再好一点,他要干点这个干点那个,无形中给孩子很多的压力。在施压过程中,孩子丧失了很多东西,他的童年,他的天真,包括他对这个世界很多的感触都被我们大人强压的东西毁灭了。

当然这些可能是教育无法回避的问题。比如说我看某些天才的传记的时候发现,通常他们的爸爸一定是很严厉的,从小严格要求他。培根就说他父亲特别厉害,所以最后他成才了。我们正常人的世界是这样形成的。李睦兄跟我说过一句特别让我触动的话:能够教的孩子就不是自闭症。看这些孩子是不能教的,他只是活在自己世界里面,这个世界完全是他自身的一种感觉。李睦老师还跟我讲过说有的孩子可能现在喜欢画画,过一段时间再也不喜欢了,这都是不可控的。但是他画画的时候给家长一种希望,让他们看到这个孩子还能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或者用这样一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或与外界沟通,我觉得这个是让我就特别受触动的一点。

我们健康人能够从这些孩子作品里面吸取什么?美术史上确实有过很多人注意到精神病人的因素,也有说到过文盲的,或者通明者那一类的艺术,但自闭症还没有提到。他们认为这些艺术跟我们现在既有的受训练的艺术是不同的,与我们对艺术的认知完全是不一样的。法国艺术家杜布菲就收集了很多精神病人的作品,还专门建了美术馆,收藏这些精神病人的作品,称之为原生艺术。他还收藏了很多灵媒的作品。他觉得那些作品能够给艺术家的创作带来灵感,给予帮助。美术界经常引毕加索也说过的一句话,“我花了四年时间画得像拉斐尔一样;但要用一生的时间,才能像孩子一样画画。”

这就是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一个三四岁的孩子他画的画最本真,包括我的小孩画东西,一开始肯定不成样,但是他画的很肯定,他可以告诉你他在想什么,像画日记一样画他自己的生活,所以这些自由的状态可能是一个成年人或者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无法体会的。但是这些自闭症孩子的作品就是一个特别纯粹的,特别饱满的世界,在他的世界里面,他们这种创作的方式会给艺术家一个思考。其实跟骆老师的感觉一样,我还是觉得在这个背后,还是带给我们很多的忧虑,他们怎么办?他50岁了,等他的父母离开了,他要怎么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所以这样一个展览的意义已经不是让我们看几张自闭症的孩子的画那么简单了;而是让我们理解有这样一群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可我们正常人根本没有顾及到。

他们也是人,要更健康的生活,甚至要能够好好的生活,怎么做到?所以我觉得这个展览的意义可能就是一方面我们从艺术的角度讲,艺术家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那种天真的,纯粹的表现语言,一种非常直接的表达方式。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通过一个展览,引起我们对这样一个群体的关注,当他们的父母老去以后,他们怎么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生存。通过这样的展览让大家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群孩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展览非常有意义,我也希望能够一直这样办下去。同时,我觉得它最好能够走出展览馆,进入到大家的生活,让大家都能够理解这样一群人。

随着中国国家财力的增加,我们在说种种的口号,说国家日益增长的需求等等。这个美好生活还包含了我们对周围世界的关注,对周围世界的关爱。中国人整体素养提高的时候,就是我们能够平等关注这样一群人的时候。我觉得那样的世界才真的变美好了。这些人不会被遗弃,而是真正受到世界上其他人关心的。所以我想这样一个展览它不光是艺术方面的问题,真的谈艺术可能就坏了,这个画本身再怎么谈也谈不出太多的东西,但实际上意义恰恰在画的背后,能够引发我们对这样一群人的关注。艺术本身也是要引发问题、引发思考的,有唯美的东西,挂在墙上;但也有很多艺术作品是有深度的,能够引发我们思考的。我想这些孩子的作品画面本身没有包含很多社会内容,但是整个这个群体会引发我们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思考。

记得当年我在剑桥留学的时候,会发现经常能在那里看到残疾人,腿不好的坐轮椅的等等。当时我就有疑问,英国有这么多残疾人?按中国的人口比例的话,中国残疾人肯定比它多,在哪儿?都在家里。腿脚稍微不利索了住在二层都下不来,所以这些人跟世界是隔绝的。我记得当时在剑桥看到一个人,他从大腿根以下都没有,坐在一个电动椅子上,在城市里畅行无阻。这时候突然你就觉得这个世界跟他是有关的。在我们的社会里存在很多这样的残疾人,因为种种原因跟我们的世界隔开了。社会变得美好体现在哪儿?是我们都换了新的汽车,换了好的房子住,衣食无忧,这就是社会变得美好了?还应该是所有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有他的位置,都能够非常自信地行走,这才是一个很核心的视野。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可做,通过艺术的手段和方式呼吁大家关注这样一个人群,关注整个社会,从自闭症可以延伸到各个被忽视、甚至被歧视的群体,这可能也是这个展览的意义。我就随便说的,请大家指正。

▲ 清华大学外文系讲师高瑾老师发言

▲ 清华大学外文系讲师高瑾老师发言

高瑾:刚才讨论开始之前,我就和张敢老师有一些交流。张敢老师提到这个画展实际上关注更多的是社会问题的时候,我也非常同意。2017年上半年的时候我在美国华盛顿,有几次路过市政厅的时候就看到很多残疾人使用的道路或者建筑特殊道路的设置都非常好,欧美国家往往是这样。但是这次我发现一个变化,以前这个残疾人道路标志一般都是一个轮椅,残疾人就正襟危坐在那个轮椅上的形象,我们国家现在也是采用这样的一个标志。但是这次去剑桥就发现他们这个标志变化了,坐在这个轮椅上的残疾人变成一个类似游泳运动员的形象,奋力向前,带有动感和主动性的行动者形象,不再是原来那样端坐在轮椅上,仿佛是一种用失去和残缺来定义的人物形象。这种新的定义,是李睦老师以及这些孩子指导老师的艺术实践所具有的理论意义。这就带来了对这个群体的新定义,不再是用残缺作为标志,而是把具有创造力的主体作为他们一个标志性的特征,这是在理论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的。

从这个地方再深挖出来,我想到李老师特别强调“天真”这个概念,把画展命名为“被画者的天真”。这让我想到英国画家威廉·布莱克曾经创作过的《纯真之歌》和《经验之歌》两个系列,他反对的恰恰就是这种把天真和经验分开做对比的做法,反对分辨思考方式高下的方式。自闭症儿童的天真当中有一个本身就蕴含着的非常好的经验,经验本身恰好又是天真,这就是他整个的世界。所谓的自闭症,是翻译了拉丁名称来的。然而根据我自己最新的了解,自闭症的一个特征实际上是失去了对语言的控制能力。语言是一个建构二元化世界观最根本的来源,失去语言的后果之一,就是他不再用我们普通人所谓的自我、他我的二元化观点看待世界。在他的这个天真中能够同时蕴含着经验,也包含着原有的天真。这些孩子的画作能够推动我们在理论思考上向前一步。

再就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们现在的美术创作,或者美术创作的整个环境,可以说所有的画家都会对全球媒体和金融经济做出反映,不管是去支持、排斥、离开、主动批评,还是顺应、迎合、利用,这种关系是必然存在的。这些孩子由于失去了语言功能,完全和全球媒体和智能经济脱离,所以他创作上的这种脱离,这种不再被利益和媒体诱惑的非关联创作,会对艺术家的创作有启发。大概就说这几点。

▲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章锐副教授发言

▲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章锐副教授发言

章锐:聊一聊刚才高瑾老师的一个观点。我们怎么从一个新的角度看待这一群体和像今天这样的展览。李睦老师跟我聊的时候也是说其实换一个角度,就脱离开所谓的技法、艺术、展览这些角度,再重新看待这个群体。刚才看展览的时候听到李睦老师的介绍,有了很多新的感受。对这些孩子来说,我们现在给他们定义的所有概念都是不存在的,画作、展览、颜色、笔触,甚至是所谓的人物在他们的世界里面都是不存在。但是我们现在是在像看一个真正的展览一样看这些作品。这里面有种很强的矛盾冲突,让我想到中国有一位叫徐冰的当代艺术家做过的一个系列,叫做《析世鉴》,我觉得它跟今天咱们看的这些作品有很多对照性。

可能大家不是特别了解徐冰的这个作品,他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在几十块木板上,用我们传统的雕版印刷方式刻出假的汉字。他完全用传统的方法来刻这些汉字,刻完之后去找了最好的纸张。徐冰的母亲是北大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他就泡在北大图书馆里面研究古代做线装书会用怎样好的纸来做,他也用这种最好的方法把这批“天书”印出来,然后装成书一样的形式,但实际上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给这个系列起的名字就叫做《析世鉴》,希望我们在解读过程当中像看一面镜子一样看到这里面所谓的传统以及当下的一些问题。今天我看这个展览里孩子们的画作就有这样一种感受,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些体系对他们来讲都是不存在的。比如说我们看到他画了一个斯大林,或者是看他们画了一个卡斯特罗。在我看来这些形象背后是有各种各样的意义的,但对他们来说这些都不存在。

这个真的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在反映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呢?前不久就有一次艺术史大会,邀请了一位美国著名视觉艺术理论哲学家米歇尔。他提到一个观点:当下我们处在一个图像滥觞的时代,周围充斥了各种各样的图像,我们每个人也成为这个图像的制造者,发各种自拍到我们自己的社交媒体上。他说每个发布到社交媒体上的笑脸都反证了他的生活是多么的混乱而不幸福。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周围很多爱晒朋友圈的人,所谓晒的程度到了一个确实很变态的状态,吃喝拉撒都要晒一下。我联想到如果一个不是来自我们文化的人来看,比如外星人,是不是我们的一切都处于一个疯癫的状态。比如说抽烟,如果外星人看的话会想,怎么一个人会把一个东西放在嘴里,点燃它就会冒烟,这对外星人来说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状态。这位著名的学者当时就引用了尼采的一句话,他说尼采有一个观点,我们所谓的正常和不正常都是相对的。他引用尼采的这个意思大概就是说所谓的个体的不正常是不存在的,所谓的疯癫都是一种以集体的形式呈现的。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些隐喻,比如说国家机器存在的状况,其实也是一种疯癫的状态。这就让我思考,今天我们怎么能够以超越艺术范畴的角度来看待这些艺术作品?这就特别像一面镜子,像徐冰《析世鉴》的寓意,反照我们这个世界。

在这个展览的艺术家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非常非常纯净的一面镜子,反照出来我们所处的当下是被各种各样的图像轰炸的、非常混乱的世界。就像我们当代艺术很多大型的装置作品也好,观念主义作品也好,有非常强的特质在里面。自闭症患者这个群体也给我们当下的生活提供了一个反照观念。这个就是我刚才听到高老师发言后的一点想法。

李睦:自闭症艺术这么多年一直在做,不光是中国,别的国家也会有类似的艺术作品的研究和展示。巴黎有一个天真美术馆,就在白教堂下面展示了很多这样的作品,不一定是自闭症,就是非正常领域的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当然大多数人认为非正常的一个作品,在艺术领域里面就没有正常和不正常之分,所以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机遇。

生活当中是有正常与不正常的区别的,那是因为我们会有异己感,我们会排斥和我们不一样的人和事物,或者说少数的人或事物。假如我们现在所有人的生活都是不正常的,可能正常的那一少部分人也是不正常的。如果世界真是那样的话就很可怕了。正好艺术领域没有这样的区分,所以才得以让人类有一个创新的机会,在一定时间内回到艺术特有的空间和时间里面,去享受一下,去体验一下你自己曾经的,或者说与生俱来的、非正常的一面。所以这个是我作为一个所谓的正常艺术家为什么会对非正常艺术家的作品感兴趣的道理。

我也是一位老师,经常上课,我想我的学生们是不是也面临跟我同样的问题呢?我能不能把这样的艺术机会、体验讲给他们听,也让他们能够获得这样灵魂上的自由。所以这是我刚刚听了我们几位朋友的发言所想到的。当然我说的东西很多在座来宾会有不认同的地方也很对,也是说明我说的起作用了。

▲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刘未沫老师发言

▲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刘未沫老师发言

刘未沫:我很感谢有这个机会让我来思考这个问题,刚刚也在想为什么李睦老师会关心这样的问题?我请李睦老师到国科大做一个讲座的时候,谈的是美术教育。李老师放了很多美术专业考试考生的画,第一组放出来的时候我们都觉得非常惊艳,觉得画的非常好,但是放到第30幅的时候就觉得有一点厌倦了。李老师就说:我要面临2万幅这样的画作。经过这样的美术教育之后,重复变成一种习以为常,所以李老师之所以会关注这种非正常的现象,也是对于这种已经僵化的美术教育的一些冲击。为什么不叫它正常,而叫它“天真者”?我们这种已经僵化的秩序是一种利己,“天真者”让我们来反观自己所在的这个有秩序的群体。

我自己也查了一下自闭症的情况,也在思考刚刚骆芃芃老师所说的,为什么这个比例会越来越多?我看到的数据可能跟她有一点差别,原来是十万分之一,到了现在是百分之一,这个并不代表社会上自闭症的患者增加了。因为查自闭症这个词是近几十年才被命名的,这个词的词根来自于希腊文,指对自我的关注导致人际交往上有一些障碍,不能理解别人的一些行动和表达出来的意思,所以他们给自己带来焦虑感,完全不能理解别人的行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增加?是因为我们对这个度的界定。就像哲学上遇到的大难题:谷粒什么时候变成一堆谷粒而不是一颗一颗的谷粒。其实很多人身上都会有自闭症行为或者性格特征,小时候可能会更多,而后来有些人朝某一个方向发展,不体现为自闭症;有一些发展成一种缺失,造成了无法融入家庭和社会的问题。

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问题,就是一个正常和非正常的界定问题。这并不是一个分界线,而是一个曲线。我看BBC的研究,0岁到50岁的区间里自闭症病情严重程度呈正态分布。它其实并不是一个黑白的界限,中间的灰色地带非常多,比方说自闭特征多就会被界定为自闭症。剑桥大学艺术院关于自闭症的研究认为,我们知道的很多天才,例如牛顿,起先就是自闭症患者。他沉浸在自我的世界当中,以至于下面没有一个学生他自己也要讲课。自闭症非常大的一个特征就是不在乎别人干什么,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两极的情况其实是很多的,一边是天才,或者是真正能成为画家的,有非常高艺术价值的;另外一边是完全的障碍,就是残障,这样的情况其实不是特别多。

对于自闭症我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是它对于我们自身认识和美术教育的一个意义;另外一方面对于他们这些自闭症患者的意义,引起大众关注什么是自闭症,其正常、非正常的界限,以及现在科学的一些发展,怎么样去帮助他们?比如现在会有一些小孩小时候确实展现出了更多自闭症的特征,但是有一些别的因素使他的特征被自己压抑住了,他就体现为我们身边一些比较怪的人。但是这些怪的人可能后来变成了科学怪人,或者是科学家,艺术家,这些都有可能。科学上的一些研究可以发现抑制自闭特征的发展的反作用因素。我觉得一方面要依赖科学,另一方面当然是依赖于我们越来越多人的了解。如果说自闭症患者不以我们构建的秩序来体验他们的世界,他们的生活也有幸福可言,那他们的幸福是什么?

如果不能理解人之间的关系和行动的目的意义,但为什么可以在音乐和艺术上表现?就是说人其实是多维的,他跟社会的交往缺失,并不代表他跟其他事物的沟通缺失,比方说在自然,音乐,或者其他方面。为什么这些小孩有时候会被称为来自星星的孩子?就是他可能会对宇宙其他方面更敏感。那么是不是他所得到的幸福并不是我们给他带来的?所以我觉得要正确的认识,这样的话家长也不会期待他去获得社会的承认,甚至走偏了,觉得他的画也应该在美术上得到承认,或是去卖一个好价钱什么的。他有他自己的幸福,可能他的那个幸福的获得要求我们对于人本身多维性有更多的了解。如果社会更多的人关注这个方面的话,社会就会为这样的人提供所需的便利以及社会福利等等。

李睦:刚才未沫说的让我想到了两点。一个就是自闭症人群的比例,从十万分之几到百分之几,当然有可能是因为环境污染导致临床症状的增多,但是我觉得这可能不是全部因素,是不是有一些评价标准的改变?其他都在宽松,这个却越来越严格了,就是说界定哪些人不正常的标准越来越严格了,所以更多的人就被划入到自闭症领域来了。我觉得不能简单的听从医学领域的评判,整个社会对于这个事情宽容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刚才有人说到了“自闭”这字与希腊语中的“自我”很像。我也不是学语言的,但是我发现自闭跟自我这两个字几乎是一样的,这不是偶然的。那么如果跟自我相关的东西是不是也跟自闭相关;艺术也跟自我相关,艺术跟自我相关就可以被容忍,自闭跟自我相关就不能够被接受。

几年前我跟高老师去牛津,那天晚上有一个特别正式的晚宴要穿正装,我就特别头疼不知道该怎么穿。他们都穿的特别正式,我就问我的英国朋友我说我要不要穿正式的衣服?他说你在英国应该穿,但是如果你是艺术家就可以不穿。怎么对艺术家就可以网开一面呢?艺术里所有事情都可以被视为是正常的了,那我们还怎么界定艺术跟生活的这个界限。今天什么是艺术?什么是生活?画画才是艺术吗?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狭隘。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借这种宽容和拓展为大家带来更多的空间?更多的人被界定为自闭症,并不一定说明我们的生活环境更严峻,可能说明我们大家对这个问题认识程度的加深和提高,愿意接纳更多与我们不同的人。

刘未沫:我再补充一点,刚才说到美术教育,为什么我们几个会来参加这个研讨会?因为我们其实是作为另外一批李老师的实验品,包括黄老师、陈老师和高老师。当然我们很容易作为实验品,作为完全没有基础的人,李老师让我们画油画,也不怎么教。这一次我本来想找一个老师来的,结果没有。因为我们哲学所的一个研究员的儿子也是有智力障碍的,他经常带他去画画。后来他跟我说他看这个小孩画画的状态,每次带他去的时候也不知道他能不能画出来,但他最后就能画出来。李老师在我们身上这个实验让我觉得,虽然我是正常的,但是在画画的时候我又好像是“天真者”,但确实我会痛苦我会挣扎,我会处于一个中间角色,就好像我的父母在看着一个天真者小孩画画,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完成。但是我又不能像天真者那样完全的融入那个自我的环境当中,会经常跳出来,这就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我会审视,这个好像不对,那个颜色好像不符合美感之类的,不停在跳跃和挣扎当中作画。现在我仍然不知道下一幅我会画成什么样,也不知道这个实验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但是我们大家都乐见其成。李老师是不是?

李睦:这个不是实验,就是实践。

刘未沫:对于美术教育来说是实验。

李睦:下面请黄老师说一下。

▲ 清华大学哲学系黄裕生教授发言

▲ 清华大学哲学系黄裕生教授发言

黄裕生:刚才谈的我都特别受启发,实际上涉及到一个问题叫定义问题,我先不说这个问题,等一下再说。这里首先我要说的一点是关于李睦老师和我们这个展览馆。我听说这个展览坚持了10年,我这是第一次参加,觉得坚持到今天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要特别表示一种发自内心的钦佩。这个工作当然首先是表达了我们社会或者人特有的一种爱心,也就向那些特殊的人物传达了一种真正的爱,我们不说哪一个画家,就说传达的是什么呢?传达这个世界是有温暖的,这个世界是有理解的,这个世界有敞开的双臂和怀抱,哪怕只是瞬间,这样的爱心、这样的怀抱哪怕只是瞬间,但是这个世界上有,这个世界有这样的怀抱,无私的怀抱,就会给我们一点希望。每年只有一季春天,但是有春天就值得我们等待,我觉得对我们人类来说这点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坚持10年表达的就是这个世界还存在着纯粹的有精神的一种关爱。我觉得人类在跟动物世界比起来,这是最伟大的一点,所以这是我要表达的一点。

刚才听李老师的致辞和大家的发言,让我觉得这种坚持的意义不仅仅是社会伦理的意义,还具有艺术本身的意义,也就是刚才谈到的我们的世界跟这些自闭患者的绘画工作有什么关系?其实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怎么理解艺术的问题,刚才两位张(章)老师都是艺术研究领域的专家,我是外行,不过这个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该怎么理解艺术、宗教和科学?艺术、宗教、科学是我们人类世界当中最重要的三个现象,我们整个生活是离不开这三者的,这三者到底什么关系?比如说科学,我们今天生活离了科学已经没法继续去了,你连粮食都生产不出来。所以今天我们无法想象离开科学会是什么样的。我们现在生活基本上都用科学方式来理解,再加规定。

包括刚刚提到的自闭症的定义问题,这个定义越来越严谨,越来越多的人被圈进去了,哪一天把我们也都定义进去,都成为自闭患者了。这就时说科学实际上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定义,它是根据功能、根据属性来定义的,好像这个世界的事物就是这样的:就这样的功能,这样的属性。而艺术,宗教,包括哲学是要层层突破这个定义点的。我们的生活不仅仅是科学世界的生活,换句话说我们的世界不仅仅是科学定义出来的一个世界。如果是那么简单的话不会有艺术、不会有宗教,也不会有哲学,艺术家、教徒、牧师也都要失业的。但是,艺术和科学区别在哪里?我想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艺术给出了艺术所理解的那个世界,一个不确定的世界。

科学要把不确定的世界定住,艺术则要来突破这个世界,能通过在场性事物来描述、暗示不在场的东西,我想这是艺术和科学最不同的一点。可以说,艺术让人捉摸不定,不是要给人确定的东西。比如说音乐,用音调、旋律、节奏等非常简单的符号来表达、呈现最不确定的世界。我们的绘画,用的也不是定义式概念,就线条、色彩就两个要素。我的理解就是这样,我不知道对不对,它们很简单,但是恰恰是我们最简单的符号表达出来的实际是最复杂、最不确定、最不丰富的。我们无法知道,我们观察这个世界有多少个角度。你永远不知道。我们几个人一起画画,画同一个东西。结果出来,完全不一样。所以连你自己都不知道,我从我这个角度这个视角里去画,会画成什么样子,你不知道,这恰恰是艺术最迷人的地方,是未知的。 

我们其实也无法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少路径。自闭症者有一个特点,虽然他跟这个世界打交道的视角比我们少,理解这个世界的路径比我们少,但是他拥有我们无法进入的那个世界,拥有理解这个世界的文化的路径。他们这样的路径通过绘画的方式呈现出来,至少会让我们意识到竟然可以这样去画,这样去看待世界。看了这次的画展,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比如芭蕾舞系列,我们从一般的角度来看它,它一点都不美,但是它把芭蕾舞那种飘逸的动作画的特别好。画的不对称恰恰表达出来一种芭蕾舞的飘逸和运动感,特别强烈,很有共性。

还有看到几个关于沮丧者的作品,画的是沮丧者的一天。其实我根本看不出他在画什么,但是会让你的神情受到触动,这是很奇怪的事。我想我再能画也不会去画沮丧,也画不出来那个感觉,但是他能画出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虽然他们的确有自闭症,或者说他们是特殊领域的人,不一般的人,但他们有自己理解和感受这个世界的特别的方式。他们通过音乐或者绘画的方式表达,对我们理解世界还是有意义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展览不单单是一个具有公益和社会意义的展览,而更像刚才骆老师说的那样,能让自闭症患者的父母理解到自己的孩子还存在、还具有社会价值。我不大同意说是“人的价值”,而应该说“社会价值”,他在这个世界上有绝对的价值,但是他的社会价值一般体现不出来,可是通过绘画就能够体现出来他自己的社会价值,而不是他人的价值。人的价值不需要通过社会来体现,但是社会价值需要通过人的行动来体现。所以说这个展览是非常有意义的。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意义也许是具有基本的文化意义。积累了20年再回来研究,也许会发现,他们表达的那个世界会有什么变化?他们这个人群当中这样理解世界的方式是不是在发生变化?在什么意义上发生变化的?我觉得这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建议你们中间艺术馆可以收藏这些,积累成一个艺术试验史与艺术文化史的领域,这肯定是有意义的。

▲ 清华大学苏世民学院院长助理陈家易老师发言

▲ 清华大学苏世民学院院长助理陈家易老师发言

陈家易:谢谢黄老师。今天我听到这个画展李睦老师已经坚持了11年,我真的很钦佩。我觉得举办这样的画展,实际上是在我们这些所谓的正常的人和自闭症儿童之间建立起了一座桥梁,一个沟通的桥梁。这种沟通可能是有一些抽象,但是,因为我们不可能用足够多的、足够有效的语言去和自闭症儿童进行沟通,所以这种沟通方式是具有开创意义的。另外,今天来这个画展之前,当时我想的特别多的就是首先认识到我们的不同,也认可别人跟自己的不同,但是我今天看到的一些作品他不光是不同,有一些作品确实让我眼前一亮,这些孩子丰富的想象力、以及他们作品的表现力,远远超出了我之前的想象。有的作品让我深受震动。

有两幅画我印象特别深刻,有一幅画叫《惊恐爸爸》,还有一个幅就是咱们画展宣传册上的那个叫《艺术之家》,这两幅画让我不由得去感叹那些孩子们,我觉得他们的想象力跟视角实际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这是一个好的机会,能让我们摆脱自身经验和知识的束缚,用他们的视角重新看一下这个世界,看看这个世界还可以用怎样的方式去观察、解读、和表达出来。

之前李睦老师也说过,不希把这个画展望搞成慈善活动,我也希望大家把这个画展视为一种对等的交流。我觉得这些孩子他们作品,它的价值就在那儿。我们不该站在一个高点说我们赋予它什么价值,我们今天应该以一个更平等的、更谦卑的心态来到这个环境里跟他们以这个方式来交流,去发现我们固有思维和视角的局限性。

张敢:其实咱们讨论的本来就不是针对艺术问题,刚才黄老师和几位老师讲的都特别好,对我有很多启发。像我们这个领域都是做研究的,可以从历史的角度看到艺术概念的变化。过去有一些东西从来不算作艺术,比如说原始艺术创作以前也不是为了欣赏的目的,然而今天我们把它放在艺术的范畴里面去研究了。过去创作有很多的目的,比如中世界的艺术,他是为了礼拜或者膜拜,他是有宗教目的的。其实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艺术这一概念是从十九世纪以后才出现的,但是现在的艺术跟十九世纪的艺术又不一样。今天我们谈到艺术是艺术家们表达主观情感的一种方式,但刚才的讨论说明绝大部分这个概念的艺术也是定制的艺术,要受委托以后才来创作的,并不是艺术家个人情感的一种表达,而是在种种束缚里面去尝试表达自己情感。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对艺术的理解,就像大家对于很多概念的理解一样,是在变化的。所以说过去我们不认为是艺术的,在今天变成是艺术了。

包括自闭症患者孩子们的作品,以前只是觉得是一个随便的涂鸦,跟艺术毫无关系。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就会从他们的作品里面感受到过去的艺术概念里体会不到的东西:那种自由,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天真;而不是做作的天真,不是显得天真。孩子们的作品是很真实的,这个可能是艺术家永远无法达到的。因为我们无法到达他们那边的世界,他们的效果和境界,我们只能从自己这里去感受。

就像刚才几位老师说的,大家这种研讨的目的并不是给出一个定位,而是在丰富这样的一个展览,丰富它背后的内涵,让它赋有更丰富的意义。这个展览一方面从艺术角度本身去欣赏、去理解,再一个就是理解它背后的社会意义。时间还是还给在座的吧。

▲ 青年策展人高登科发言

▲ 青年策展人高登科发言

高登科:非常感谢李老师能邀请我们来参加这个活动,跟李老师我们一起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成立了社会美育研究所,这些年李老师带着我们一直在做社会美育方面的工作。我自己虽然是学理论出身的,但是我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位实践者。很多时候,我能接触到了一些有意思的案例,下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是三个人的故事。

第一个,是我们在河北蔚县考察的时候遇到的一个傻子。因为我们在那里待了大概有三年的经历,一直关注、拍摄傻子的生活,我们就被当地人称为二傻子。我觉得在自闭症这个概念没提出来之前,甚至到现在,可能在很多乡村还不知道有自闭症这样的概念,但是很多行为方式不同的人就被称为疯子或傻子。这个傻子非常有意思,他非常有自己的这种审美的判断。基本上方圆五公里的你能看到的、有一点点意思的美好事物他全都收集起来。另外他自己也画画,因为他是男性,也有一些生理上的需求,他的画就像那些原始人的绘画,生殖器经常有非常赤裸的表现。

他整个家里面的布置,就像一个电影道具的现场,积累了几十年的东西都在里面。而且他家从来不锁门,你随时都可以去,他则像一个云游四方的高人一样,基本上见不着他,不过每次见到他的时候都有惊喜。之前我们用镜头对他进行拍摄,他对着镜头拍摄他不太理解那个摄像头。因为你给他拍照你有摄像头,有一个摄像头对着他的时候他就很兴奋,他想跟你交流。大部分时候,我们早上四点钟起床到当地一个固定的垃圾堆等他来,因为他会偶尔去那个垃圾堆里面去拣东西,这是我们唯一摸到的他生活有规律的地方。比方说丢的那些窗帘、布垫,包括他拣那种废弃的塑料模特放在家里面,组合在一起非常魔幻,家里整个场景像是装置艺术作品。他只有一次特别主动的找我们,因为他拣到了一套白色的礼服,然后一定让我们给他拍下来。我们后续把他的故事拍成了纪录片,叫《稗类》。

第二个,是一个家长。去年在天桥的艺术中心做了一场世界女性艺术节,当时请了很多的嘉宾,有学者,有艺术家,有媒体大咖,只有一位是素人妈妈。她说自己的孩子在两岁的时候遇到过一次很大的挫折,从那次之后就再也不说话了,不跟任何人交流,他们用了很多办法,通过医院,包括通过音乐、绘画所有能刺激他的方式,希望他能够主动表达,后来发现他完全没有反映。有一次这位妈妈在家里面自己在朗读一些东西的时候,她发现孩子有反应,这位妈妈就决定做孩子的榜样。后来这位妈妈基本上大小场合,不管家长型聚会,还是公开的正式演讲,她就会努力的去争取这样演讲的机会。那天孩子也到了现场,虽然现在还有一点腼腆,但是他的语言能力已经恢复的非常好了。

第三个,是一个1995年出生的山东姑娘,她现在在香港,已经是小有名气的投资人。其实她从小的就重度听损,不过她从小就不知道自己是有听障,她的家长也一直没有告诉她这些情况。这位姑娘跟着家人最早在街上卖菜,小时候她的这个病情是被忽略的,反而是对她的一种保护。她认为所有人都跟她一样,基本上跟人交流的方式主要是看人的嘴型,通过嘴型能够猜到90%以上的内容。这种忽略建构起来的保护层,反而让这个姑娘完全融入了正常的生活。

黄裕生:我插一句,就是说她最初能聆听吗?

高登科:一开始她都不知道。

黄裕生:也就说你们说什么她从来都没有听到过? 

高登科:对,而且她自己是听不到你说话的。她因为小时候的这种长期经历,语言能力已经非常好了,是可以说话的。 

黄裕生:这就是神奇的地方,她没有通过我们的有声语言学习说话。

高登科:她是可以说的,当然不是很流畅,和我们说话并不完全一样。但她让我们所有人都很钦佩,现在她在商业上的成就非常非常高,是一位非常知名的香港投资机构的高管,年龄非常小就达到了这样一种状态。

回到傻子那个事情,可能自闭症这样的人群自古以来都有,不管是乡村还是城市,只是当时人们并不认为是一种病。类似于天真者绘画这样的项目,更适合我们去推广、去传播、去塑造这样一类人群共有的天性和美好。另外,我身边这样社会企业的朋友确实是神奇的例子。我们最近在给他拍一个纪录片,去听他讲述自己成长的故事。这个过程可能会对社会化的企业和社会责任的机制弥补现在社会的一些缺失,我的想法是这样。

还说那个傻子,他一直在农村,但是他的父母早亡,他的姐姐一直在照顾他的生活衣食起居,现在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他一直在这种云游的状态里面。如果以后我们的城市社会多一些空间的话,傻子这样生活没有被安置好的自闭症患者,是不是也会在以后城市文化的生活里面找到自己生存的空间。

▲  展览助理策展人石原李華发言

展览助理策展人石原李華发言

石原李華:刚才您分享的那个案例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如果我们从纯艺术的角度看待自闭症艺术的问题,因为老师们都是一直在从事艺术研究,并且很深入,孩子们的作品如果要从这种深度上来探讨,或许是无法比拟的。但是就像各位学者刚才聊的一样,换一个角度去思考,我们能通过这些孩子的作品发现一个全新的,我们根本无法想象的世界,这可能是这些孩子的艺术作品所带给我们的、最值得引起我们关注的内容。

人们是无法跨越自身的感知界限的,无论我们多么的努力,多么好好学习,或者是深入研究,但是我们只能用自己有限的大脑来思考,永远都没有办法真正意义上这个跨越感知界限。就像刚才讲的聋人的例子,看嘴型对话我们可以理解,没有嘴型的话也需可以看表情中细微的动作,这也勉强可以理解,但电话的情况怎么办到的?这可能已经是一个关于超能力,或者玄学的话题了。也许是因为当人们去不断的让自己的一些感受变得敏锐,或者是因为障碍而有一些感受变得敏锐,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能力“登峰造极”的时候,那些我们不能听到的,在聋人那里反而可以听到,你站在那里说你想说的话,他就已经能听到了。我擅自设想可能是这么一回事情。

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借助这些特殊的孩子们去体会到一个全新的、超越我们自身的感官极限的世界。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在和这些孩子们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会不停的感受着这样的一种惊喜,“他怎么可以用这样的方式看待世界?他是怎么做到的?”。这种感觉真的“太有意思了”。而当我们尝试和很多家长或者普通的美术教育者去沟通这种我们看到的有意思的时候发现,他们看到这些孩子们的画会觉得:从学习的角度和单纯的从技法上来比对来说“这个很简单,好像我也能画”,或者说:“我的孩子可以画的比他好”什么的。可是很多孩子面临着肌肉的萎缩,或者肢体控制上的一些困难,他们在工具的控制上本身就有一些困难。所以真正可贵的并不是某一个线条的精准性或者细致程度,不是每一笔线条的复杂性,他画的线条我们或许都可以临摹出来,甚至非常的容易。但是如果没有人给我们任何概念,我们能够画出这样的色彩、这样的搭配、这样的结构,能有这样的想象力吗?反正我觉得我是没有的,这就体现出他们一个非常大的特点。我也是非常沉迷于其中,乐此不疲的一种感觉。

李睦:关于李華我简单的补充一下,她是我们美术学院版画专业的毕业生。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她毕业后我把她引入到这个歧途上来是对还是不对,她几乎和我在自闭症领域做研究的时间是一样长的。只不过跟我相比她一直在面对孩子,而我更多的是面对家长和老师。所以她从专业角度、学生毕业身份转变角度,对其中各种滋味了解得最清楚,已经深陷其中了,应该有更多的体会。所以她刚刚谈的是今年教学研究感受的结晶。

我们现在让另外一位学生,孙墨青,来谈谈。他也特别愿意去思考这个事情。我记得几年前美院举行过一次自闭症展览,还没有开幕,当时他匆匆赶来说能不能先看一下,因为我一会有事要走了,我就说你进去看吧。他进去了大概三四分钟就出来了,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东西要写。我能感觉到他在展览里一个人面对作品的时候,跟作品之间有一种交流,这个也许是这种艺术群体的人与外界沟通的方式。所以墨青在美术学院学校研究生毕业以后,又到德国艺术学院继续深造,现在还在那儿,所以他跨越不同文化做对比也许对一些事情特别敏感。

▲ 青年艺术家孙墨青发言

▲ 青年艺术家孙墨青发言

孙墨青:谢谢李老师给这个机会,应该说这个场合能轮上我来发言很荣幸,因为在座的都是艺术领域和人文领域的专家和学者。但是我觉得如果换一个视角也好,所以我在这儿来说两句也合适吧。一方面我从5岁的时候开始学画画,现在28岁,虽然不是一个年轻有为的艺术家,但是我可以很自信的说我还算一个比较资深的观众。毕竟看画展看了这么多年了,自己也在做教学,教班里的学生,也教更小的孩子。我参与这个天真者的展览研讨大概有过3次,李老师说的那一次其实我现在都想不起来了,如果加上那一次的话我参与了4次,等于3次我都发言了,基本上每次来都有被记者采访。

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和有些家长们是不是第一次接触这个展览。其实我们跟家长私下里有沟通,虽然我不知道沟通过的家长有多少代表性,但我能感觉到尽管他们觉得自己的孩子能够有机会来到中间美术馆这么好的一个专业艺术博物馆展览,对孩子很有好处;但之前对孩子还是比较悲观的,对自己孩子因为先天或者后天的一些原因导致的方方面面都有一点点的自卑感,觉得我的孩子不如其他的孩子。但是由于这些艺术界的知名艺术家,包括头几次活动的周艾青老师和一些社会知名的艺术家和学者,都给予这些孩子们的作品特别高的评价,那些家长听到这种反差非常大的声音的时候,心里是有一点失衡的。从有的家长兴奋的表情上能读到的信息是,有没有可能我的孩子虽然在其他方面不如那些普通的孩子,但是他将来能够成为一个有名的艺术家,能够出人头地?

假如今天还有家长在场的话,我恐怕要以一个看了多次天真者的展览的艺术观众的视角给大家泼一盆冷水:我觉得这些孩子的作品不特别,这些孩子的作品和我看到的任何一个普通孩子的作品没有区别,真的没有区别。如果不是来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场合,我单纯的去面对这些画面的时候,就会觉得他们实在太普通,正常的孩子做出来的也是这样的作品。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我今天在现场也用手机拍了好几幅我自己喜欢的作品,我仍然觉得这样一个作品很精彩。这里面矛盾的地方在哪儿?刚才张敢老师临走之前有提到毕加索的名言,说孩子其实是天生的艺术家。

我忘了毕加索有没有那个后半句话,但是假如让我来接上那后半句,我会说是因为咱们现在身处的社会像滚滚洪流一直奔腾向前,但是这样的一些孩子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就像恐龙一样,他们站在原地没有动,我不愿意说他们在一张薄薄的纸上用一些很廉价的材料画出来的这些东西有任何的艺术方面的价值,甚至和绘画没有关系。但是这样一些人在纸上表达,在我们旁边跑来跑去,或者唱歌,或者疯狂的叫,他们作为天真者像珍贵的恐龙一样因存在而有价值,而这个价值比我们说的画面本身的美感、想象力和创造力要巨大得多。

我讲自己身上的一个小事,可能会让大家耻笑。是这样,因为中国人过年就会给长辈、同事、朋友去群发拜年信息,我就做了一个小游戏。我当时特别偷懒,觉得如果给每个人都发一条信息的话,太花时间了,但是我又不能忍受去转发一模一样的信息。于是我在一张便签纸上画了一条“年年有鱼狗”。因为过年要年年有鱼嘛,今年又是狗年,我就画了这么一个鱼和狗的结合,很简单的小画,并且写了一段俏皮话。大概我做这个事花了半个多小时吧,时间挺短,然后给这个东西拍了照片在微信上给朋友群发。

之后我就把手机放在旁边的沙发上,没再看它,但是我的腿一直能够感觉到手机在震,简直像坏了一样,有十几分钟的时间一直在震动。我拿起来去查看给我回复的消息,发觉有很多很多人给我回微信,有一些回复的人可能是几年都没联系过的朋友,有的人可能有短暂共事但来往不多。很多人都表达了相似的一个意思,就说你发的这个小玩意是我过年收到的所有的拜年里最有创意的一个。然后我就在家里头拍大腿觉得特别可笑,心想那你们这些家伙的生活得“多无聊”,我开这么一个小玩笑都会让你们觉得有兴趣,还值得百忙当中特别感叹一下。我禁不住去想,是不是在这个环境里长到一定年龄以后,人都标准化了,疲惫到除却工作再花多余一点心思都不愿意了?即使是在春节我们中国人最在乎的节日的时候,人和人之间的情谊也被红包雨和表情包替代掉了,挺可惜的。这样带有毛边的“胡思乱想”,不着边的“痴梦”,可能在所谓的正常人心里越来越少,所幸在眼前的这些孩子们身上还有,即使他们并不自觉。

我举自己的例子是说,这么小的一个玩笑和尝试,都会对不同行业的人引发相似的反馈。更何况今天展览里面比我更加纯真,更加纯粹的画画的小朋友和大朋友,他们的纯真更应该被大家看到。他们中的多数人估计不会成为留名青史的大艺术家,但是他们面对一幅画全情投入的价值,恐怕也是很多职业艺术家所无法企及的。

我临时想到一些生活小细节,刚去德国的时候我留意到公交车的停站。如果遇到有行动不太方便的、坐轮椅的人要下车,司机会通过一个操作把整个车身调整一个角度。于是你从后面看整个车身向马路边的方向倾斜,以至于那个车门的踏板可以和马路边齐平。如果这个行动不便的老人或者残疾人没人陪护,公交车的司机还会专门从车上下来,绕到车门处,协助他/她下车。

整个过程没听到有人抱怨说,你是不是耽误我时间了?司机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或者说身体不便的老人你就不应该出门,没有人这样说。这件事和天真者的展览的关系是这样:研讨会的名字叫作“天真者与文明”。也就是说,我们不只是来看画展,更希望通过看他们的画、谈论他们的画,以一个不寻常的角度来向“正常”的自己提问:到底什么是一个文明的社会。有人说楼高了,有钱了,偶尔也去听场歌剧了,可是不是这么简单?如果说自闭症患者的人口占比的确是在逐年上涨,逐渐成为一个特殊社会现象的话,那么问题不在于大自然造出这样或那样不寻常的人来,也无关乎父母运气的好与不好。而是大自然把这样的孩子带到这个世界里来,就是大自然的一个选择。如果说谁该为此做出一些改变的话,恐怕反而是我们。面对这些不通世故的天真者,是不是有一天我们可以像公交车的司机和车上的其他乘客一样,让整个社会这辆大车停靠的时候调整一些角度,缓和一些高阶,向他们侧倾一点点。尝试这样去做,不是因为他们在某些方面比我们天才,或者其他方面有缺陷,而仅仅因为我们都坐在一辆车上,没有谁能真正躲得开。

李睦:我看大家都进入状态了,时间也随着我们的思考在流失。咱们个人的想法跟交流先到这儿,后面大家愿意更进一步,个人之间交流会更好。今天大家发言的内容我觉得是我参加的众多的讨论里面比较好的一个。希望会后可以把今天讨论的内容有效的整理,再反馈给给大家,真正能够给我们艺术机构老师们、家长们,以及社会各界的人们提供一些借鉴,是他们能够达到触类旁通。比如刚才墨青谈到完美,我就在想天真者的这个概念是不是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因为对于我们更多的人来说,天真意味着过去,而不意味着未来,也许我们应该称这些孩子们为“不完美者”,我们该怎样面对那些尚不能完美的生命体验,以及众人都要追逐的完美的生命体验,这个可能才是今天展览和研讨会的意义所在。

卢迎华:我在此代表中间美术馆谢谢各位学者精彩的发言。其实在做这个讨论会,包括举办这个展览的过程中,我们是被一种困惑,或者说一种诉求带领着走的。我们对自己有一个要求,那就是我们并不是以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来给自闭症儿童提供一个平台做展览,而是希望能产生一个平等的视角,来观看和呈现他们的工作,这是我们的出发点。但是这个出发点本身又带有很多的矛盾性。我相信在今天的发言和大家的思考里面,已经揭示了很多这样的内在矛盾性。比如李老师在发言中提到,其实我们每个人当中也许都有自闭症的某一些特征,它是蕴含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和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里的,只不过是我们的这一部分也许未被激活而已。

所以我想在做这样的展览时,我们尽量本着一种平等、严肃的态度去工作,这也是为什么今天要举行这样的讨论会。希望能够在李老师的带领下,通过这样的思想激荡,和通过更好地认识我们自身的局限性,更严肃、更专业地展开工作。今天对我来说启发最大的是,所有的讨论和反思映照了是我们个人的局限性:我们对这个世界复杂性、身边的个体、自身的复杂性认识的局限。而这个局限性也内嵌于于我们美术馆的实践里面,内嵌于我们个人的工作里面。也许这是无法解决的,也许就像自闭症一样,是个暂时没有办法解决的难题。我们只有带着这些难题和决心解决难题的诉求及美好愿望,继续实践下去。

再次感谢大家,也非常谢谢李老师这个过程对我们的带领和启发,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