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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

于瀛

Beijing Inside-Out Art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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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人,艺术家、应空间画廊总监。他以绘画、拼贴和影像为主的创作实践,来源于他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观察和感知。作品曾在休斯顿当代艺术博物馆、柏林世界文化宫,巴黎Gaîté Lyrique艺术中心、都灵卫城博物馆、PSA、OCAT、民生现代美术馆、中国美术馆、今日美术馆等地展出或放映。


一、2018年,中国或全球范围内哪些艺术、文化和思想上的事件、变化与潮流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什么?

二、2018年,哪些个体/集体的努力与建树改变了我们的艺术生态与现状?哪些言论、举措、决定、行动与实践也许在眼前仍未见效,但将在长远改变我们的(艺术)世界?

三、2018年,有哪些突出卓越的艺术创作与思考,可能影响或改变我们对艺术的感知与认识?

四、作为艺术家/策展人/写作者/机构实践者/出版人/编辑/赞助人……,你是否认为最近两年的现实变得更加可视,是否可以说新的现实正在酝酿,立场、问题和阵营正在细化,一些真正的变化正在产生?

五、这种现实的变化,是否以及如何延伸到你的实践之中?你所思考的问题是什么?或者说你的工作所对话的语境与问题是什么?你认为今天文化实践者的责任应该是什么?

六、你会如何评价自己(或自己所在的集体/机构)在2018年中所开展的实践,以及所取得的成绩?

七、2018年,你在创作与工作中遇到了什么困难与压力?

八、2018年,在私人与公共层面上,哪些交往和友谊带给你触动与启示?哪些对于你未来的实践将产生内在的影响?

九、2018年,哪些情绪让你时时能感受到,却又无法描述?哪些事情让你觉得意志消磨,哪些事情又让你觉得有所振奋,给了你动力和情感的共鸣?

十、作为同仁与师友,你如何看待中间美术馆在过去一年的工作?请你给中间美术馆的工作提一些诚恳的批评和建议。我们在多方面开展的实践中常常看到自己的局限,希望你的意见能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更好地认识自己和自己所走的路。


一、2018年,中国或全球范围内哪些艺术、文化和思想上的事件、变化与潮流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什么?

说实话有点懵,由于2018年实在太过曲折丰富,看这些问题,我反而像失忆了一般。当终于收尾上一年工作、找到一张安静的桌子坐下答问时,2019年已经过了10天。所以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重温了自己去年的微信朋友圈。

总体印象2018年是一个文本过载的一年:线性时间失效了,现实被种种历史托喻所劫持,因此暴露出种种“旧问题”的悬而未决。年初就不断被暗示着:近代世界史逢八字年就会神秘地成为重要的历史坐标年份——2018年应接不暇的历史纪念日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些或近或远的纪念又显得总能很恰逢其时(但又表面)地和当下现实产生紧密对应的关系,这让2018年给我的感受就像是一部同时剪辑进纪录片和原型故事片影像素材的电影:从大规模的纪念五月风暴到年底的“黄背心”运动;从自上而下的纪念改革开放到 “国进民退”的经济环境;更不要说从年初贸易战时社交网络上那种普遍的“新冷战”论调、到年底孟晚舟事件那《碟中谍》电影开篇般的场景。只不过这种对应的结果又处处显示着:如今的现实场景在叙事强度上的平庸、正常、惯例、系统化,像现实的寓言版本、原典的科普版本——仿佛“现实”被激越的历史耗尽了元气,在这一刻特别做作、虚弱地显示为对历史想像的拙劣模拟。

尤其在社交网络hashtag内容生产这个视野下, 公众如此摇摆着论点:比如几乎同时,一面是抵制洋节洋货的战狼优先的民粹主义,另一面那个没有任何实际证据证实的黄背心“义乌梗”又引发了同一群人的会心一笑(“通过义乌销售的黄背心数量,我们对运动情况了若指掌”)。这说明一方面我们对于国际化尤其对于跨国贸易充满着野心勃勃的雄心,一方面又刻意主动地、也包括被裹挟地走向民粹的政治建制中,同时时刻感知到经济明确的衰退——这种现实感让我感觉并不能振奋。

不过,也可能这是对于2018年的失落。其实,2018年或许和往年比没什么特别之处,可能觉得这一年理应特别、重要、不同的心思,都是辞旧迎新病。


二、2018年,哪些个体/集体的努力与建树改变了我们的艺术生态与现状?哪些言论、举措、决定、行动与实践也许在眼前仍未见效,但将在长远改变我们的(艺术)世界?

没有。今年艺术世界发生的那些最吸睛的现场行动,比如pussy riot在世界杯赛场的行动、班克西在拍卖场上的销毁行动,都挺让我感觉无力无效的,不仅仅是这些表演性的行动很好的嵌入了艺术评论系统中,而且根本无伤它的袭击对象:前者甚至成为了普京政权的辩护,在奥运闭幕前其生动展示了丰富的“俄罗斯文化和政治对抗特色”;后者简直就是一场资本主义大剧场了无新意的SM游戏。这些“不满”并不能真正成为一种具有动员意义的、行业以及社会的革新动力,甚至其中并不存在一种新的政治想象。

但我同时相信有一些暗流在汹涌、一些个体和社群在暗中成长,像真正的恐怖分子贺建奎那样,成就在艺术界猎奇和监控般目光所及之外的地方。


三、2018年,有哪些突出卓越的艺术创作与思考,可能影响或改变我们对艺术的感知与认识?


我觉得2018年最重要的作品是好莱坞电影《黑豹》。电影借壳漫威的成熟制作,用惊人的直接和老练重新思考了“革命”“和“改良”、“全球主义”和“地方主义”这些问题,将真实的社会运动和艺术想象令人信服的结合在一起。片尾山洞中胜方和败方那番交谈引人深思,是我心中的年度画面(这里甚至没有漫威惯例意义上的“反派”,甚至败方相当程度上收获了更多的理解、同情和支持)。这样一部电影在好莱坞成熟的发行系统中成为票房冠军,我觉得这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节点,就像1968年或1989年,主流的艺术开始重新迎接“思考和回答我们将去向何方”的大叙事,并且嵌入到社会组织动员的结构中,这对于至今依然处于边缘的民族和社群而言是一次重塑政治主体性和发声机会。


四、作为艺术家/策展人/写作者/机构实践者/出版人/编辑/赞助人……,你是否认为最近两年的现实变得更加可视,是否可以说新的现实正在酝酿,立场、问题和阵营正在细化,一些真正的变化正在产生?

犹记得上一个元旦之前(2017年底)的北京拆除违建行动,彼时黑桥被拆除,一大批艺术家开始往城市更为边缘的地带找寻工作室。曾经看上去同进同退、义气至上的“黑桥反拆迁反乱收费“的微信群立刻转变为搬家二手物品交易群。阵营的组织黏度在无形的手面前显得如此脆弱不堪。此外,今年我了解到两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几位从黑桥迁至宋庄的艺术家在宋庄义结金兰,拜为兄弟;另一件是曾经的黑桥房东,在年中组织了过去房客其乐融融的聚会,就像真正的社区那样重新集合,不计利益,把酒言欢。如果说有细化的阵营,我以为“结义”、“聚义”这么古典的社会组织形式重现“江湖”是一个信号——大多数艺术家在社会中是真正孤立无援的一群人。


五、这种现实的变化,是否以及如何延伸到你的实践之中?你所思考的问题是什么?或者说你的工作所对话的语境与问题是什么?你认为今天文化实践者的责任应该是什么?

2018年,我和应空间团队同事,开始了名为“去碑营”的、对现在绘画工作者的考察和展览的项目。我们视之为我们的社会田野调查和社会实践,而并不是在绘画艺术内部去做这个组织(策划)工作的。我们面对的基本现实或者问题是:我们发觉在艺术市场之外的当代艺术领域,绘画几乎是失语的;画家作为劳动者这一形象被强化,同时实际上在艺术界的政治光谱中迅速成为失去了政治身份的、艺术市场链条中各自为政的底层工人。这在近代美术革命的历史上看,是非常罕见的情况。这个项目在2018年进行了五期,目前还在持续中,这个项目重“展览”也重全景式的“考察”,因为这样可以串联起更多的绘画工作者。展览的初衷是“激发绘画工作之间一种新的交往形式,在展览中构想出一种绘画劳动者临时的政治同盟。同时,如果艺术区的展览仅仅只有同行来看,而不能在更广阔的文化领域生效,那就先在行业内部重新进行组织、动员、评议,以重塑、重思、重新定位画家的主体性,让空间说话,以激发新的创作到来。”我觉得文化工作者当务之急的责任是重新组织、重新团结。


六、你会如何评价自己(或自己所在的集体/机构)在2018年中所开展的实践,以及所取得的成绩?

应空间团队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团队,无论是离职的小伙伴,还是继续和我们一起工作的小伙伴。得益于他们的辛苦、友爱和智慧,工作变得非常高效。尤其是经验丰富的布展高师傅团队,经常做出非常细节而且专业的提议。以上这些是展览工作的基石,在之后甚至可以是展览的主体。如果说成绩,我觉得是通过这一年的实践,我们找到了作为机构、怎样与各种参与者交往,以及进入这个带有动员性的项目的角度和位置。


七、2018年,你在创作与工作中遇到了什么困难与压力?

太多了,以至于无从说起。


八、2018年,在私人与公共层面上,哪些交往和友谊带给你触动与启示?哪些对于你未来的实践将产生内在的影响?

艺术圈内给人感觉总是要各种维系着各种可疑的朋友或者无端敌对的仇人关系,这很没必要但又真实存在,这挺让我有压力的。我在2018年非常感谢我圈外的一些创业者朋友,和他们时时交谈这一年来生意上的细节,让我对很多更宏观的局势有了更具体、更切身的感知,同时这些交谈让我感觉世界高贵、磊落、快意。


九、2018年,哪些情绪让你时时能感受到,却又无法描述?哪些事情让你觉得意志消磨,哪些事情又让你觉得有所振奋,给了你动力和情感的共鸣?

2018年,我在自身创作之外,开始了一些机构运行的管理工作。这部分并不是我所擅长的,这也是我这一年最为焦虑的地方。比如一个不是非常守纪律的助理每天发明各种理由迟到、旷工,就会让我陷入崩溃。但有两个时刻让我感觉振奋:一是当我走进每个艺术家工作室,看到非常鲜活的实践,并且面对面交流时,我又觉得一切都充满意义;二是,在我和布展师傅一起站在脚手架上劳动、看草图变成现场的那个时刻,也让我感觉踏实。


十、作为同仁与师友,你如何看待中间美术馆在过去一年的工作?请你给中间美术馆的工作提一些诚恳的批评和建议。我们在多方面开展的实践中常常看到自己的局限,希望你的意见能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更好地认识自己和自己所走的路。

去年参与了和项飚老师、吴小军老师的对话活动,也参加了中间美术馆的《想象·主流价值》这个展览,让我对这个距离艺术聚集地路程稍远的美术馆有了亲近之感。记得在开幕夜离开美术馆时,和好友张嗣一路感概中间美术馆的“展览风格”、研究方向多么可贵:一方面重新拾起许许多多过去几十年间本土的、重要但被忽略的艺术实践,那些闪烁的事件故事和案例毫无疑问对我们重新理解今天至关重要——人健忘,没有中间的这些工作,行业多么可惜;另一方面重新让最年轻的艺术同行回到和思想界的真正密切交往中,而不是那种常见的思想界对艺术界扶贫攻坚的跨界。主动背起这两个包袱,对于展览而言都非常之难。我觉得中间美术馆为中国的当代艺术实践补充了非常非常基石意义的工作,当然这也和中间美术馆卢迎华、刘鼎、苏伟老师一贯的研究、关注紧密相关。记得学生时代,就收到当时卢老师所在的ocat寄来的大量出版物,这些出版物对当时我和我的同学产生了很多启迪。2018年我最喜欢的三个个展:韩乐然(中国美术馆)、徐悲鸿(中央美院美术馆)、李斛(中央美院美术馆)时,看这几个展览时候,我明显感觉到很多知识基础和判断是来自中间馆的几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