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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

贾淳

Beijing Inside-Out Art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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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影像系讲师。2004至2010年,在巴黎美术学院VINCENT BARRE工作室就读,获得硕士学位。2017年参加安仁双年展,2016年参加第三届南京国际美展并获得学术奖,2015年参加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未来展,2014年参加第八届深圳雕塑双年展。


一、2018年,中国或全球范围内哪些艺术、文化和思想上的事件、变化与潮流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什么?

二、2018年,哪些个体/集体的努力与建树改变了我们的艺术生态与现状?哪些言论、举措、决定、行动与实践也许在眼前仍未见效,但将在长远改变我们的(艺术)世界?

三、2018年,有哪些突出卓越的艺术创作与思考,可能影响或改变我们对艺术的感知与认识?

四、作为艺术家/策展人/写作者/机构实践者/出版人/编辑/赞助人……,你是否认为最近两年的现实变得更加可视,是否可以说新的现实正在酝酿,立场、问题和阵营正在细化,一些真正的变化正在产生?

五、这种现实的变化,是否以及如何延伸到你的实践之中?你所思考的问题是什么?或者说你的工作所对话的语境与问题是什么?你认为今天文化实践者的责任应该是什么?

六、你会如何评价自己(或自己所在的集体/机构)在2018年中所开展的实践,以及所取得的成绩?

七、2018年,你在创作与工作中遇到了什么困难与压力?

八、2018年,在私人与公共层面上,哪些交往和友谊带给你触动与启示?哪些对于你未来的实践将产生内在的影响?

九、2018年,哪些情绪让你时时能感受到,却又无法描述?哪些事情让你觉得意志消磨,哪些事情又让你觉得有所振奋,给了你动力和情感的共鸣?

十、作为同仁与师友,你如何看待中间美术馆在过去一年的工作?请你给中间美术馆的工作提一些诚恳的批评和建议。我们在多方面开展的实践中常常看到自己的局限,希望你的意见能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更好地认识自己和自己所走的路。


在2018年的中间美术馆我注意到了一个新现象。在展厅观展的过程中我会留意在场的人群,我发现与我擦肩而过的观众并不是行色匆匆的旅者,而经常有几位驻足观看、戴着几分肃穆的青年学生。在每次的讲座、公教活动中也是如此地变化,不大的会议室虽然缺少了几分无谓的仪式感,但总是充盈着温暖的气氛。围绕着讲演者落座的大部分听众并不是前来捧场的艺术同行,而是带着困惑、有所期盼的面孔。时常那紧凑有序的空间简直就像学院的“第二课堂”。列席其中的我更不用说,也是一名没有脱离学校,经常要面对学与教的美院基层教员。对我来说,中间提供了一个在学院体制之外的“另类”学习空间,一种教育的职能。我想不只是我对这样的“另类”予以期盼,它使得我们不再以单线的状态来面对此刻的紧张感与焦虑。 

      中间在2018年越来越多的承担起一种教育的职能。说职能并不准确。说它“另类”,意思在于它区别于学院的学科设定,也不存在学院与社会间的壁垒。它在对艺术深挖与反思的过程中,与其边界之外“他者”的互学互助变得自然而然地迫切起来。它身为美术馆,又定位为广义的为公众开放的空间。来此参观、“听讲”的也不仅是学生与老师;来此分享的演讲者也就不是单一的艺术家、策展人;他们(听者与讲者)其中也完全包括社区内的、各个领域的学人与实践者;在中间各个岗位上的员工。那些声称 “看不懂艺术”的观众可以通过规模化的文献来“阅读”展览,从而接近对艺术作品准确体察的可能。另一群观众,艺术的从业者们也可以通过文献在智识层面的梳理,补全在观者直观感受、视觉经验,图像中隐性的,易于忽视或误读的内涵。在这里,我无意讨论文献在艺术展览中的意义,只是从它来看中间如何在教育。

       当我结合中间年末总结来理解的话,它为公众呈现的既是一次次的展览,也是一个持续的研究项目阶段性的若干节点。每一位策展人并不是面对持续更替的艺术家、艺术作品、艺术史作相对静态的“理论审判”,而他们都是在自我的研究中,行动的实践者。通过“研究项目”作为关键词来理解时,文献作为展览中的一个重要纬度就变得自然起来。与展期并行的学术活动并不是以展览的附属事件、补充部分在美术馆的体制中存在。它们都在严肃又不失韵律的气氛下,艺术、理论,展览、讲座、出版也不存在学科、职能上的边界。

       当我们还会误将去年写成2017的时候,中间又开始了2019年的第一次讲座。从直观的感受来看,从一个展览的开幕到下一个展览的开幕,期间惯常的洼地或空档被充实了;被以平均两周一次为频率的公教活动钩连而组织起来;上个展览的公教活动紧接着下个展览的开幕;这样密集且持续的学术活动构成了中间的日常。我想象这样紧锣密鼓的“动作”对于身处其中的实践者们会形成某种压力、紧迫感,或是推动力。那些在去年切身参与到“委任项目”的艺术家们应该对我所想象的压力有所感触及共鸣吧。并非完全与自己惯性的创作节奏和主题重合,应邀参与到研究项目的其中一个子项中,并以展览作为完成研究、创作的时间节点。在远离学校多年,与学校渐行渐远时,又不期而遇的完成一次“结课作业”。他们在这个“临时集体”下兴奋,震颤的体感,在实践中所获得的新知我想读者们也是能够通过这简短的描述领略一二。即便是我也被一种向心力所吸引,参与、关注着中间的活动、动向。回看2018年,感觉自己参加中间的活动蛮多。对照中间的年终统计,公教活动的总量,不过听了大概十次讲座,少说还有同样数量的讲座应该去而没有去。若单从次数来看我对中间的了解远达不到全面,当然都兢兢业业的去了也不代表就是严肃、全面。在“新月—赵文量、杨雨澍回顾展”开幕后,我向苏伟请教有关两位艺术家在90年代的创作与生活状态。在聊天的过程中,苏伟问我是否愿意以我的角度和他做一次有关这个展览的对话。起初我在微信只字片语的写出了一些我的初步感想,在过程中又经过了一段微小而具体的累积,为自己做了一个了断。苏伟随后对我的短文做出了他的回复,最后经过两人的商量、修改成文,以“一次有关“新月展”的通信”为题发表于画刊杂志。

       我如此参与到中间的实践当中,这不仅因为我和卢迎华、苏伟有着亦师亦友的关系,也是因为我被他们对艺术的热忱并因此肩负起的责任所触动。中间一次次高质量的展览让我意识到对自身所根植的文化、历史的漠视与无知。也一次次督促自己加快脚步,付诸于潜心的学习与个人实践。自2016年,我将对话的语境指向中国近现代体育史,起初视域限定在建国初至文革前。2018年学习、探索的深入,那些被历史事件所连接的脉络逐渐展开,既定好的时间框架被冲淡,随即视野向后拓展至八十年代初以林笑峰为代表的“真义体育”派;向前延伸至三十年代“土洋体育”的论争。扩充了我对体育史的了解,更为广泛的触及了中国近现代体育发展的历程。也通过工作中对具体事件的细化,一些起初没有意识到的问题浮现于眼前: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对中国现代体育的发展起到了什么样的推动作用?林笑峰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语境下提出“真义体育”,针对的是什么时代问题?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探求在2019年事不宜迟。

      中间这样的工作状态对于美院内部也是新鲜的。在学院中的创作并不具备如此持续的紧张感和压力,学习的气氛亦非浓厚。夸张的说,真正具有紧迫性的一次,那是为了给自己四年一个交代。这也不是一个学院独有的状态,在法国也有类似之处。我想这是否与如何认识创作的问题有关,我们总会认为艺术家的艺术创作应该有足够宽泛的时间;足够的自由、随性;让灵感慢慢的发酵;从而时间在迟疑、期待中度过。当我们在控诉、诟病教育体制的同时有没有想过每一次创作,一个个创作所形成的节奏习惯有多少来自于对自身的规划;在应付地完成课程作业时,在为了给自己四年本科一个交代而投入时,有没有想过这是学院给了我们这个机会;自身的学习深造,自我的艺术表达有多大程度是在一个既定好的、被规划的节奏中进行。不用多说,作为教师,在批评学生的时候有没有足够地反观自己。在中间,那也不是从来就有如此的机制,它是因为实践者的自我组织。

      此刻有这样的体会我想这也是与再次翻开2011年的“小运动”不无关联的吧。